浅析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责任认定

刘亚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机动车数量也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发案数也在逐年攀升。在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为了适应当今的形势，有待于统一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下面就该类案件的责任认定作一分析；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案件成讼到法院，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法院裁判的证据，最终由法院来审查确认。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责任比例认定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即对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部分，一般作为裁判依据，对于认定书中的责任比例承担上，可以在当事人双方充分质证辩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但在没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则需要由法官根据各自的举证情况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据此作出裁判。然而，法官不是专业的交通警察，对于交通事故的过错比例的认定往往是既没有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又缺少可资操作的行业标准。只能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以生活常识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往往会对责任的认定把握不严密。
　　二、车主的责任认定
　　首先，如果车主即肇事车辆驾驶员本人。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少有争议，即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双方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事故发生与车内其他乘坐人员的行为有关，可以就其过错确定车主与乘坐人员之间承担责任的比例。
　　第二，如果车主是驾驶员的雇主。即驾驶员按照约定为车主提供劳务，车主给付报酬，从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雇员侵权后的雇主责任，各国有不同的归责原则，包括无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衡平原则等。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这表明，雇主对于雇员侵权行为一般承担无过错责任，在雇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雇主与雇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在驾驶员是执行车主的业务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车主应当对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如何评价作为雇员的驾驶员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如果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则车主应当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车主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如果雇员的重大过失是由车主的原因造成的，则应该由车主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与雇员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如果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租方、发包方或者出借方。车主出租车辆是为了经营，经营获得利益的同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一般情况下，事故车辆的车主应当与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不少车主举证证明自己与承租司机签有明确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明确界定在租车期间要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如发生事故，一切责任由承租司机承担，车主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这份协议属于双方自愿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属于车主与承租方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受害的第三人。故车主仍应当与承租司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可以在赔偿受害人之后据此协议向承租司机行使追偿权。车主是肇事车辆的出借方。这里存在两种情况，原则上说，如果车主将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借给具有驾驶资格的人，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由实际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车主无需负责。如果车主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出借给人，或者将车辆出借给无驾驶资格的人，或者酒后驾车人，车主对事故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如果车主是事实车主，而没有办理登记过户手续。这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13号），排除了被盗车辆“名义车主”在车辆被盗后肇事的情况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中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32号函复《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中，明确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是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基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归属的考虑，在机动车被盗、分期付款购车和连环购车未办手续的情况下，经公示的法定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应该由事实车主来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车主已经投保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车主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情况。第三者责任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机动车对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是指无论被保险的机动车在法律上是否应当对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前者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自愿签订的，并且受害的第三者只能先起诉车主，车主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向保险公司理赔。后者具有强制性，机动车辆必须投保。并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受害的第三者享有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可以直接起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当直接向受害人赔偿。赔偿数额是固定的责任限额。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小于责任限额，则按实际损失赔偿；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等于或大于责任限额，则按责任限额赔偿，与实际损失数额大小无关。即使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行人负有过失责任，保险公司亦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不是按比例赔偿。因为，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责任很明确，只有四点：（1）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损失；（2）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的损失；（3）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4）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显然，行人的过失责任不能作为其按比例赔偿法定理由。对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项仅在合同缔结方间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能用于对抗受害的第三方。由此，对于保险公司关于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有责任免赔率等非法定事由的抗辩一般也不应予以支持。
　　但是，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况下，除非是受害人故意行为，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也就是说，这时如果机动车与行人等发生交通事故，行人负有责任时，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应当是按照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另外，在共同致害的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被保险人作为致害的一方，就共同致害人间承担的是按份责任；对第三者而言，与共同侵权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出现了投保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是对共同侵权人而言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按份责任，还是对第三者而言承担各侵权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即所有赔偿金额。实践中，也就出现了按共同侵权人内部的按份责任理赔和按受害人全部赔偿金额理赔的现象。在共同侵权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共同侵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动车均投保，两车主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之间是否在理赔的范围内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们认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保险人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的责任，不应理解为共同侵权人内部的责任。在共同侵权中，如果投保人所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
从1994年至今，我国相继颁布许多调整网络问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这些立法大多或欠缺科学的立法理念，或使用错误的立法术语，在适用时又缺乏规范的法解释方法，因此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等现象。对此，笔者结合新近出台的法律与司法解释，对网络侵权立法及方法论提出以下建议：


确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理念


在网络侵权纠纷中，ISP（网络服务提供者）是重要的当事人。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担负着发展网络产业的重任，因此针对他们的立法设计与司法适用应遵循利益平衡与技术中立思想。


法律中的利益平衡是指在一定利益格局下，通过法律权威来协调并促成各方利益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事实上，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现行网络立法中，明文表达利益平衡思想的是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释[2012]20号），该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如果说利益平衡是立法上的一般原则，那么技术中立应当是网络立法领域的特别原则。技术中立又称“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是指某项技术或产品同时兼具合法和非法用途，当该技术或产品作为侵权工具使用时，提供者在无法预料或控制的情况下无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侵权损害。技术中立思想诞生于美国版权法上“索尼案”，其后被《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所吸收。该思想通过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限制ISP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积极层面，立法认为除非ISP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技术被用于侵权活动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否则其不必承担责任；在消极层面，技术中立认为ISP对网络信息的上传、下载与传播并不负担主动审查义务。上述两点分别体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法释[2012]20号第四至八条。


但遗憾的是，上述立法仅调整著作权领域，并未明确将其适用在所有网络侵权中。笔者认为，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总结网络侵权的基本特征及ISP的角色定位后可以发现，凡是网络环境中的侵权纠纷，都应以利益平衡和技术中立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正确使用基本范畴与立法术语


近年来，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时常有照搬外国法上基本概念与立法术语来解释中国问题的情况，经常出现和关键的几个概念是避风港规则、直接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有合理理由知道等——这种草率的做法不但与我国遵循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背离，而且易生理解与适用障碍。


１.关于“避风港规则”此规则是对《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的简称，在制度功能上属免责事由，即为ISP提供免除侵权责任的情形。由于我国《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是对其照搬，因此在适用时可做同一解释。然而，需强调：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作为网络侵权的唯一条文，其无论在行文表达贻抑或逻辑结构上都旨在阐明ISP在何种情形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文所负担的制度功能是归责事由而非免责情形，而非对避风港规则的明文规定。


２.关于“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　直接侵权是指侵权人直接侵害受版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虽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由于该行为与他人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认定为侵权行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本为英美版权法上特有的概念，大陆法并不存在这一类型划分，但大陆法仍有处理相同问题的制度。但是，用英美法的概念范畴来诠释根据大陆法立法习惯所制订的法律，显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无论是先前的《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00]48号，已废止）还是《条例》，认定ISP侵权责任的立法用语仍建立在大陆法共同侵权的基础之上，这一延续不但有利于在立法与司法上达成共识，更能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稳定性。对此，法释[2012]20号的出台恰好矫正了先前存在的错误认识，其第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第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


３.关于“有合理理由知道”我国法向来不重视对过错术语的规范表达，这点在先前几部立法中尤为明显。同样是判断ISP是否存在过错，法释[2000]48号第4条使用“明知”、《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分别使用“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明知或应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使用“知道”、《北京市高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十六条使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上述极不统一的立法术语对司法实践造成诸多不便：其一，在以往立法中，明知与应知分别对应故意和过失已是众所周知的传统，没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采用“知道”这一含糊不清的上位概念；其二，有合理理由知道这一表达语义出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但国内目前对有合理理由知道的理解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其更靠近明知；第二种认为其处在明知和应知之间的；第三种认为其等于应知。然而，一旦对比中美两国相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后便可发现，在判断ISP过错时，两国只承认明知和应知两种认识状态，“有合理理由知道”实际上是我国学者在混淆DMCA中“红旗标准主观要素”与“应知”这两个概念后所“创造”的新词，这一创造非但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害及人们对既有“过错认识因素”的理解。所幸的是，法释[2012]20号通过第七、第十和第十二条，已经统一了对过错的表达，回归明知与应知的二分传统。


规范运用法解释学方法


法律解释的种类有文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等。在使用法律解释时，不能仅随意选择其中一种解释方法，而应做通盘思考，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为例，虽然其在民事基本法领域为网络侵权确立了一般规则，但也因用语过于简练而备受争议：


其一，第二款通知与取下规则虽取自《条例》第十四条，但从文义解释上无法得出此处的“通知”是否如《条例》第十四条一样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从目的解释出发，书面形式虽然便于固定证据，但考虑到侵权信息在网络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一味坚持书面形式对权利人势必过于苛刻；其次，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书面形式不再是固定证据的唯一路径，电子邮件、短信等有形形式也能起到证据的作用。至此，这种未明确形式的立法处理，实际上是站在更为宽松的立场上，即只要能以有形形式作为载体所发出的通知都属于有效通知。对此，法释[2012]20号第十三条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


其二，侵权责任法在位阶上属于民事基本法，故适用范围上显然比《条例》、法释[2012]20号更为宽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其第三十六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该如何界定？依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此处的民事权益所指应当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相同，即包含所有民事权益。然而，若考虑网络环境这一因素，可知譬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股权、继承权、监护权等权利无法成为网络侵权的对象，由此应当将此处的民事权益做缩小解释。


当然，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也必须分清立法尚未规定的内容究竟是立法者有意不规定，还是因疏忽或情势变更而未予以规定。若为前者，仍可以通过解释方法获得圆满解答；若为后者，此即已经脱离法律解释的范畴，而进入法的续造阶段，即应使用漏洞填补方法，比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