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杨亚佳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
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
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代理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法律素质的引导与塑造。如果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⑩的话，那么干部法律素质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有依赖于政治体制对法治精神的倡扬。




①根据有关学者的分类，人的素质可分为内潜素质和外显素质（见《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５期袁凯的文章《人的素质学》。
②张文显著《马克思主义法理学》288页至28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参见谢晖:《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一文，载刘海年等主编的《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277-29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④美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版第14页。
⑤《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页。
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第102页。
⑦关于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在蔡定剑所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3月）中的第五篇，“法制建设的深刻危机”一章中有全面的论述。
⑧王人博、程燎原著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第230页。
⑨参看，何增科《中国基层政权的政治病》 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本文作者杨亚佳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路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等文件的通知

国中医药继教委发〔200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贯彻落实《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适应新时期中医药继续教育发展的需要，现将修订后的《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办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章程》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
2．《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办法》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章程》


二○○七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1

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中医药继续教育质量，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根据《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考核，实行学分制。
第三条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并获得规定的学分，作为年度和任期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和执业再注册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二章 学分分类

第四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分为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
第五条 以下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授予Ⅰ类学分：
（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专项。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专项。
第六条 以下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授予Ⅱ类学分：
（一）中医药机构自行举办并在县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工作小组）备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
（二）经上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工作小组）或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认可的各种形式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
1．有计划、有考核的自学。
2．国际性、全国性、省际、省级学术会议。
3．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 出版学术著作。
5. 专题调研和业务考察后撰写的调研、考察报告。
6. 单位组织的临床病例讨论会、学术讲座、技术操作示教、手术示范、新技术推广等。
7. 外出进修。

第三章 学分要求

第七条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每年至少应取得25学分。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未受聘专业技术职务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至少应取得Ⅰ类学分5学分。
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至少应取得Ⅰ类学分10学分；其中，省级中医医院和三级中医医院的中、高级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5年内至少应取得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学分10学分。
第八条 接受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人员，在培训期内，可不另行参加其他继续教育活动，按照《中医住院医师培训试行办法》对其进行考核。

第四章 学分计算方法

第九条 Ⅰ类学分计算方法
（一）参加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学习者，经考核合格，按3学时授予1学分计算，授课教师按1学时授予2学分计算。
（二）参加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学习者，经考核合格，按6学时授予1学分计算，授课教师按1学时授予1学分计算。
（三）参加省级以上中医药人才培养专项学习，培训期在6个月以上者，经考核合格，每年授予25学分；培训教师按计划完成培训任务，每年授予25学分。
（四）经单位批准，在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专病）、重点实验室以及省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进修6个月以上者，经考核合格,授予25学分。
（五）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批准实施或指定的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包括上网学习、光盘等形式），学习后经考核，按该项目所规定的学分数授予学分。
第十条 Ⅱ类学分计算方法
（一）参加中医药机构自行举办并向县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工作小组）备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者，经考核合格，按6学时授予1学分计算，授课教师按2学时授予1学分计算。
（二）以自学形式接受继续教育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应先制定计划，经单位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审定后执行；自学后经考核核定，授予5—10学分。本项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10学分。
（三）去外单位短期进修，经接受进修单位考核合格，每1个月授予5学分。每次进修所授学分，最多不超过20学分。
（四）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按会议类别授予学分：
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分别授予第一至第三作者6、5、4学分（余类推，下同）；
省际、省级学术会议：分别授予第一至第三作者5、4、3学分。
以书面形式发表论文者，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授予3学分，省际、省级学术会议授予2学分。
参加学术会议，但未宣读或书面形式发表论文者，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授予2学分，省际、省级学术会议授予1学分，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5学分。
（五）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按刊物类别授予学分：
国内外公开发行（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的刊物：分别授予第一至第三作者6、5、4学分（余类推，下同）；
国内发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刊物：分别授予第一至第三作者5、4、3学分；
内部刊物：授予1学分。
本项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10学分。
（六）出版学术著作，在出版年度内每2000字授予1学分。本项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10学分。
（七）专题调研和业务考察后撰写的调研、考察报告，每4000字授予1学分。本项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10学分。
（八）单位组织的临床病例讨论会、学术讲座、技术操作示教、手术示范、新技术推广等，每次授予主讲者2学分、参加者0.5学分。本项全年所获学分数，最多不超过10学分。
（九）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Ⅱ类学分授予的具体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制定。

第五章 学分授予权限

第十一条 参加第五条第（一）、（二）款所列举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人员，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审定授予学分数，由项目主办单位发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编号的学分证书。
第十二条 参加第五条第（三）、（四）款所列举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人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审定授予学分数，由项目主办单位发放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编号的学分证书。
第十三条 参加第六条所列举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的人员，由所在单位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审查、核定、授予学分。

第六章 学分登记与审核

第十四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实行登记制度，登记按照《中医药继续教育登记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对所辖地区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获得继续教育学分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核。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11月1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授予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2

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中医药继续教育质量，加强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根据《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统称为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以下简称“继续教育项目”）。
第三条 承办继续教育项目的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等称为项目主办单位。

第二章 申报 审定

第四条 项目主办单位要同时具备开展项目培训所必需的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和相关的管理制度或规程等条件，并符合以下资质之一：
（一）地（市）级以上医疗机构。
（二）教育部登记注册的开设中医药类专业的教育机构。
（三）省级以上中医药科研机构。
（四）省级以上中医药学术团体。
（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或重点专科（专病）。
（六）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委托开办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
第五条 授课教师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高级职称和较丰富的教学经验。
（二）长期从事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中药产业等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三）有独到的临床经验或技术专长，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第六条 继续教育项目内容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医经典著作、名家流派的学术思想传承与临床应用研究新进展。
（二）中医药新兴学科学术内容；国内外中医药研究新进展；运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中医药的新进展。
（三）国内外中医药先进技术及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或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中医药新技术、新方法和科研成果的引进应用与推广。
（四）中医药教育新理论、新方法、新教材、教改新成果等的推广。
（五）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培训；医药卫生法律、法规、政策；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管理规范、标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
（六）为提高农村、城市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而开展的培训和推广项目。
第七条 项目实施形式主要包括培训班、研修班、现代远程教育等。
第八条 项目申报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拟举办下一年度继续教育项目的单位按要求填写《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表》，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核准后，于当年9月30日前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推荐。
（三）符合申报条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单位和全国性中医药学术团体拟举办下一年度继续教育项目，按要求填写《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表》后，于当年9月30日前直接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申报。
第九条 项目审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
（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形式审查合格的项目进行评审。
（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审核并公布下一年度的继续教育项目。
第十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级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开展的本学科（专科）继续教育项目，实行年度备案制。拟举办的下一年度本学科（专科）继续教育项目，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后，于当年10月30日前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备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中医经典理论研修、适宜技术推广等项目，纳入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授予相应的学分。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项目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内容组织实施，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授课教师、授课内容及授予学分数等。
第十二条 继续教育项目应当按年度计划实施，本年度内未实施的项目须重新申报。
第十三条 项目主办单位应当做好项目的组织、培训管理，提供满足培训要求的环境与条件。
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项目完成后，由项目主办单位对考核合格者授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编号的学分证书。
第十五条 继续教育项目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项目主办单位应当按要求将所举办项目的相关材料（包括授课计划、授课内容、教材讲义、授课教师及学时、学员通讯录、考核成绩、学员反馈意见等）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符合申报条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单位和全国性中医药学术团体直接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

第四章 检查 评估

第十六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将检查结果定期公布。
第十七条 检查、评估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评审依据。评估不合格的，取消项目主办单位下一年度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11月1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申报、认可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的要求，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
第二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组织和指导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

第二章 职 能

第三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及有关政策、法规，其主要职能如下：
（一）研究中医药继续教育的政策，提出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划建议；
（二）制定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和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办法；
（三）审定和公布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价；
（四）负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的评审和业务指导；
（五）负责编制中医药继续教育科目指南；
（六）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章 组 织

第四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管理部门，部分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和中医药学术团体的领导，以及有关专家组成。
第五条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4-5人，委员若干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2-3人。主任委员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管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局领导担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名。
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委员会成员如有工作变动等情况，由委员所在单位提出更换人选，经主任委员批准后，进行调整。
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遇有重大事情或特殊情况，可由主任委员临时组织召开全体或部分委员会议。在委员会休会期间，由秘书长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行使委员会委托的有关职能。
第六条 委员会下设若干学科组。各学科组成员由委员会聘请本学科专家若干人组成。学科组每年召开1-2次会议。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研究并提出开展本学科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建议和意见；
（二）审定本学科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三）编制本学科中医药继续教育科目指南；
（四）对本学科的中医药继续教育进行业务指导；
（五）承办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主持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二）负责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征集，送交有关学科组评审后报委员会批准和公布；
（三）负责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及学分证书的印制、编号、发放。
（四）组织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人员的培训；
（五）组织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
（六）负责委员会经费的筹集、管理和使用；
（七）承担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经 费

第八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工作经费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年度经费预算。
第九条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经费来源。
第十条 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严格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9月25日发布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章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