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取保候审不仅仅是强制措施，在特定情况下还是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因取保候审的权利属性未受到重视，致使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因而有必要对该项制度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确保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取保候审 社会危险性 自由裁量权 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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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研究，片面强调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属性，而忽略了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意义——即在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取保候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一项重要权利。从而导致在刑事诉讼立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司法解释中，均偏重于规定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被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以下简称“取保候审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却很少，而且在这本就很少的保护性规定中还存在着一些内涵不明确的概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基本得不到保护。大多数有过取保候审申请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递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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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占洲（1972—），男，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讲师。林苇（1972—），女，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讲师。
保候审申请之后，所有的权利都已由司法机关掌握，申请人已无实际权利可言，除了被动地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作为一个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你无法确定适用取保候审的确切标准是什么？确定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否决取保候审的理由不合法应当怎么办？错误地否决取保候审申请会引发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在保护“取保候审权利”方面尚有缺陷，其不能保证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对该项制度所赋予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下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取保候审权利”的几个问题。
一、取保候审的双重性质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决定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当然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一，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所以考虑这一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权利人所能够获得的司法保护，因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并不单纯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在符合法定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它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理由有：
（一）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取保候审的申请权。
取保候审的开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自主决定，另一种是因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申请。在第一种情况下，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时，无需申请就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被羁押的或者未被羁押的状态）适用该项强制措施，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并不能影响该项强制措施的适用，这时司法机关因掌握了是否自行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享有绝对的权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只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则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籍以改变被剥夺人身自由状况的一种合法方式（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会主动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尽管取保候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不允许主动要求对自己的自由加以限制，因而在这里所谈及的申请取保候审或者获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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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
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刑事诉讼法》兄苯庸娑?丝梢远员活垦旱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耸视萌”：蛏蟮奶跫??永砺凵隙?裕?热还娑ㄊ视萌”：蛏蟮奶跫??敲吹碧岢鋈”：蛏笊昵氲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朔?先”：蛏蟮奶跫?⑶夷芄惶岢霰Ｖと嘶蛘吣芄唤荒杀Ｖそ鹗保??拖碛谢竦萌”：蛏蟮娜ɡ?Ｒ蛭??
首先、《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申请权，通常情况下法定申请权的实现表现为以下两种权利的实现，即1、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批准的权利；2、在未获批准时知悉不批准理由并同时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每一种强制措施都明确规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尽管为司法机关保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之间，规定了具体的界线，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据此，对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既符合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同时又符合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或者说当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时，他决不可能同时又符合拘留或逮捕的适用条件。
第三、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尽管强制措施同刑罚一样具体表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但两者有明显区别，刑罚的依据是具体的犯罪行为——一个不可变因素，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即已固定，就犯罪行为本身而言，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行为、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刑罚也应是特定的；而强制措施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阻碍程度，这是一个可变因素，它可能因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状态，那么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了应当是不特定的、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使得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变被羁押状况成为可能。
这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有具体体现，《解释》第６８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交纳了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规则》第３９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经审查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尽管两者的规定不尽相同——确定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解释》和《规则》还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明确了一个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原则，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也是不得以任何非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的法定权利。
二、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一）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即对司法机关在审批取保候审申请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明确的范围限制——无限制即无制约，而当审批者的权利毫无制约时申请人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６０条、６５条、７４条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同时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很显然，这种表述并非强制性规定，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并非必然地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通过这种选择性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时享有了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能够做出如下两种处理决定，即：１、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２、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司法机关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能否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者说司法机关是有权决定继续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各司法机关在理解和适用上也并不统一。
首先、人民法院表面上放弃了这一自由裁量的权利，《解释》第68条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能够提出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也即，当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且该申请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能够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时，人民法院不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对此人民法院只能作出一种决定——同意取保候审；但同时《解释》第80—81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而该条件与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两种规定间存在明显冲突，即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并不是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这使得对同一情况可能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见《解释》的规定未能最终解决上述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问题。
其次、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留了自由裁量的权利，但仍未作明确的限制。《规则》第38条规定“经审查具有本规则第3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其基本沿用了《刑事诉讼法》的表述模式，仍未能解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表述则更为隐晦，《规定》第65条规定“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这种规定使得申请人更加难以把握取保候审的条件与同意取保候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虽然使司法机关的权利得以扩大，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当司法机关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并告知申请人“法律并未规定在符合条件时必须适用取保候审，因而我们既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时，尽管我知道这种理由是错的（如果司法机关享有这样的不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根本就没有必要明确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程序），但却仍然无法改变，因为确实缺少明确的条文规定去直接证明它是错的。
（二）因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本身不具有客观性，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同时也是最不具有客观性的一个条件。因为法条对“社会危险性”的定义未做明确规定，而且也未规定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仅是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依据。然而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过去的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对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定义。《解释》、《规则》和《规定》继续沿用了“社会危险性”的概念，但对此仍未做解释。这使得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权基本归于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从而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已办理案件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因为根本就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明确定义和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这种状况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而言是很方便的，但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在这一条件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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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解释》中没有谈到；《规则》和《规定》则试图通过规定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主体来解决该问题，《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但这两项规定却根本不足以解决“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相冲突的。
1、《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依据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在所涉嫌犯罪中的地位，其反映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已经对社会造成的实体危害，其不可能完整地说明“社会危险性”的全部内涵。因为：（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防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
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龋?蚱渥陨硖跫?谋浠??滓鸦?旧ナ?：ι缁峄蛩?说目赡堋⒎腊?淌滤咚铣陶?＝?械目赡埽?渖缁嵛Ｏ招苑浅Ｐ』蛘呋?久挥小?
2、《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同《刑事诉讼法》及其自身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存在明显冲突。其规定凡符合该禁止性规定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不适用取保候审，而且无论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正在怀孕或者哺育自己的婴儿、对其的羁押期限是否超期、对其的量刑幅度可能怎样？这一切都源于在该禁止性规定中片面地理解了取保候审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用“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特征全面替代了“社会危险性”的内容，也正是这种禁止性规定的片面化，导致了其同取保候审条件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却仅从公安、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将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扩大，尽可能的剥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例如：正在怀孕即将分娩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她肯定能够获得批准而不用考虑其他附加条件；依照《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可能这样，如果她是累犯或者实施是暴力犯罪，对她就肯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三）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取保候审申请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既然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一定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同时赋予该诉讼主体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以保障该权利的不受侵犯或最终实现，所谓程序性救济权利是指“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1]。在我国的取保候审程序中尤其需要这样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能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规定由专门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裁决），而作出羁押决定的通常都是承担侦查、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除了寄希望于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规定能够保证公安、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请时不受其自身职业需要的影响、公正地对待申请人的申请，更何况，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2]然而《刑事诉讼法》在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赋予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没有为其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当审查取保候审申请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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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有的学者在谈到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时，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即引进西方国家保释制度的内容以取代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权利法定化，同时建立起以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审查并裁决为中心，以申请人对法院的裁决享有单独的诉权为程序救济的全新的取保候审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对于此观点，笔者当然赞同，但同时认为此观点太过超前，目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尚处于新旧理论交替的过渡阶段，取保候审正从一种单纯的强制措施逐步向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过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盘接受西方的保释制度。上述观点的超前性使得它虽是最佳解决方案，但暂时不能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善产生直接的影响，无益于对取保候审权利的现实保护，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在维持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已暴露的弊端对现行取保候审制度本身进行局部改进。
（一）对司法机关审批取保候审申请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限制。即将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的处理权限制度化、具体化、公开化。
司法机关在对取保候审的申请进行审批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１、司法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在《解释》、《规则》和《规定》中均使用“答复”一词，但“答复”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处理方式，用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既不严谨，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
2、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4、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不能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即可排除其同时符合羁押的条件，任何司法机关均无权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确没有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者必须适用取保候审，但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只能是取保候审和强度弱于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5、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应当在不批准决定书中说明不批准的具体理由。
（二）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并提出判断“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客观标准。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
（2001年11月30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工程建设、货物采购、服务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省、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展计划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招标投标配套规定，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人民政府发展计划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指导协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受理投诉，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
第五条下列工程建设项目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规模标准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
（二）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
（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四）国家融资的项目；
（五）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六条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
（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交通运输辅助业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交通运输项目；
（三）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讯项目；
（四）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五）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七）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第七条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
（一）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园林绿化等市政工程项目；
（二）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三）体育、旅游等项目；
（四）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项目；
（五）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六）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等项目；
（七）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第八条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
（一）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四）由国有企业担保或者以国有资产抵押或者质押的商业银行贷款的项目。
第九条国家融资的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
（一）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四）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五）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第十条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建设项目的招标范围包括：
（一）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十一条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条规定招标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规模标准之一的，必须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物资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第十二条办公用品、交通工具、药品、电力等货物和物业管理、保险等服务项目需要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其招标投标程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招标、投标
第十三条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四条招标代理机构是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中介组织。招标代理机构可以接受招标人的委托，与招标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招标代理机构不得转让招标代理业务，不得从事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投标及投标咨询服务。招标代理机构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收取代理费用，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接受发展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步设计已获批准，建设用地征用手续已经办妥；
（二）有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三）有满足需要的技术资料。
第十六条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以及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公开招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一）因项目技术复杂或者有特殊要求，只有少数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受自然资源或者环境限制，不宜公开招标的；
（三）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符合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招标人要求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经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省重点项目，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可以采用自行招标或者委托招标的组织形式，采用自行招标的应当向项目审批部门报送以下材料，由项目审批部门核准：
（一）项目法人营业执照或者项目法人组建文件；
（二）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力量情况；
（三）内设的招标机构或者专职招标业务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拟使用的专家库情况；
（五）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管理权限于发售前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行政监督部门不得参与编制招标文件。
第十九条采用公开方式招标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应当按照项目审批权限，在国家或者省发展计划部门指定的媒介发布。
第二十条招标人需要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招标文件中予以声明。
对潜在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法人资格；
（二）资质等级；
（三）注册资本、财务、人员、技术、设备、管理状况；
（四）过去履行类似合同情况；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事项。
招标人不得以获得本地区、本行业奖项作为投标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因地域、行业、所有制不同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二十一条施工和监理项目招标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安排同一项目负责人或者重要技术人员同时参加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施工、监理项目的投标。
第二十二条招标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招标人可以组织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一）招标项目选址有特殊要求的；
（二）招标项目建设条件较为复杂的；
（三）招标人认为应当踏勘项目现场的。
第二十三条招标项目一般不设标底，需要设标底的，只能设一个标底；标底应当由招标人根据国家或者省有关规定编制和确定。行政监督部门不得参与编制或者审查、确定标底。
标底必须严格保密，在开标前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第二十四条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供投标保证金的，其金额在合同估算价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以内确定。
投标人未中标或者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放弃投标的，其保证金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五日内退还；投标人已中标的，保证金于签订合同之日起五日内退还；投标人开标后撤出投标或者中标后拒绝签订合同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招标人拒绝签订合同的，应当向中标人双倍返还保证金。
第二十五条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加盖本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的印鉴。
投标人委托他人编制投标文件的，被委托人不得为同一项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
第二十六条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投标活动。
第四章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二十七条开标由招标人主持，所有投标人以及被邀请的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参加。
第二十八条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废标：
（一）未密封的；
（二）无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印鉴的；
（三）应当提供投标保证金而未提供的；
（四）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废标条件的。
废标应当在开标时由招标人依法当众认定并宣布。
第二十九条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一般在开标前二十四小时内组成，其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行政监督部门不得参与组建评标委员会。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专家成员应当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家名单中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评标专家库。
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四）在招标、评标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处罚的。
第三十一条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与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第三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系统地评审和比较。
第三十三条评标和定标应当在开标后三十日内完成，不能按期完成的，招标人应当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期限。投标人拒绝延长的，有权收回投标保证金。因延长期限造成投标人损失的，招标人应当给予补偿，但因不可抗力需延长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开标后十日内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中标候选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和推荐候选人名单之日起，在指定的媒介上对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十日。招标人应当在公示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确定中标人。
由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委员会一般应当推荐一至三个中标候选人并予排序。
第三十五条招标人应当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得以审批等方式干预中标人的确定。
第三十六条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项目审批部门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备案报告。
第三十七条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通知未中标人，并与中标人在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合同。
第三十八条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投诉与监督
第三十九条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投诉，有关单位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调查处理并答复投诉人。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同级行政监督部门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本办法的监督，受理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审查备案过程中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招标活动。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公开招标而未公开招标的，招标结果无效，由项目审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属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发布招标公告不合要求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发布招标公告而招标的，招标无效，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监督部门参与编制或者审查、确定标底的，标底无效，并由行政监察部门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参与组建评标委员会、干预中标人的确定的，由行政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必须招标的项目不招标、泄露标底、串通投标、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贿赂、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等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湖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