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前准备程序中几对关系问题的定位

陈冲
（海门市人民法院）


摘要：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应考虑三大关系问题的定位：（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审前准备程序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均有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对审前准备作出了规定，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不具备审前准备程序所具有的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立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 。审理准备程序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对关系问题：（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一、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各国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审前准备程序，其设立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庭审目标的实现 。基于程序公正和公开的要求，法律设定某种特定的形式和程序来约束法官的审理行为是必须的，这种形式和程序便是开庭审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是法官应当通过公开、对决的开庭审理获得有关案件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当事人孰胜孰负的最终结论，即以庭审为中心。庭审需要当事人和法官对席、公开、直接、言词，故庭审应尽可能通过一次性集中审理而结束。审前准备程序基此产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备的庭前准备+一次性集中审理”成为理想的纠纷解决模式。各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集中化审理，避免当事人的诉讼突袭，提高庭审的效率。
审前准备程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现立法者在设立时确立的上述价值外，渐渐衍生出其具有削减纠纷的独特价值，通过当事人和解、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审前排解纠纷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减在庭前。使庭审程序真正适用于哪些存在实质性争点的案件。这可能是当初立法者没有明确确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经意间反而成为审前准备程序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存在决不是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审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的消减纠纷、排除庭审的功能，使“准备程序+一次性开庭审理”成为既确保程序公正，又保证诉讼效率的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纷纷采用这一模式即说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决定了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然性，无论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其进入民事诉讼便意味着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所不同的只是：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对简单，而复杂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审前准备程序则应当相对复杂而已。我们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复杂程度，在程序的设计上安排多种形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供当事人选择。那种认为简单民事案件可不适用审前准备程序直接实行“一步到庭”的观点，是对民事诉讼规律的漠视。
庭审程序对于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经庭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的事实争议，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须通过直接、言辞、公开的庭审方式听取。如果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者自愿放弃庭审权利，案件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庭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程序的设计上，除了设置司法ADR等当事人庭前和解程序,还必须设置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无须通过开庭解决案件的程序。西方国家纷纷改革民事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审前准备程序，而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以适应民众诉求与司法资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缓减司法迟延，司法ADR等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在保证当事人有被听审权利的同时，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节约国家宝贵的庭审资源，同时减轻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投入。
二、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 。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审前准备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不同的审前程序的模式。
以诉讼中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权的不同作用来划分，根据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类型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基本模式。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划分标准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分歧很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作划分，如果当事人掌握了诉讼程序运行的主导权，就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反之，如果法官负责程序的运行，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另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在形成审理对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划分，如果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就称之为辩论主义，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证据及诉讼资料上拥有主导权，则称之为职权探知主义 。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中的不同主导权来加以区分。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采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的运作由当事人主导，比较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相对消极。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被课以一种促进诉讼的义务，准备程序展开后的各种程序问题几乎都是由法官主动负责处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准备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在案件早期阶段就积极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决。大陆法系的法国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准备程序法官极大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可以决定程序的启动、终结、确定当事人准备活动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职权活动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目前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各国都在加强法官职权作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官依职权运作诉讼，是一种加强法官职权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强法官职权作用是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职权运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当事人运作诉讼，而是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加强管理和监督。美国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作为法官的职责，通过从发现程序开始时指定其结束期限，到实际展开过程中对种种程序问题的调整，法官开始日益普遍地发挥更为积极的管理职能。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争点确定和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导权加以区分。无论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就当事人决定事实争点并负责就争点提供证据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采同一立场，采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间私权利的纠纷，在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法院的审理范围被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动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当事人主张对法官行动的限制。就决定被审理的案件实体而言，两大法系当事人均处于支配诉讼的地位，实际均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目前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诉讼迟延，而是法官的超职权作用。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超职权主义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法院查清案情，解决纠纷，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要求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审核，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实搞清，造成庭审形式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职权。可以说，与世界各国不断强化法官职权的时代潮流相较而言，对于实行典型职权主义模式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恰恰是从英美法日等国的对岸出发，向他们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职权 。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应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本位，把诉权置于制约审判权的优先地位，而审判权的行使则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旨。就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而言，就是要发挥当事人对争点形成和证据收集的决定作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官庭审中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
同时，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也应尽量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法院除对当事人的争议拥有认定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权外，还有一个主要职权，就是保障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程序框架内顺利进行。我们在审前准备程序的设计时，除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促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正当功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主要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传统，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设计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程序运作由法官依职权主导，但就争点的形成和证据资料的提供而言，应采辩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进行主导。
三、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其《诉讼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妥当和公正代表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迅速和廉价代表了诉讼的效率性要求。诉讼的正当和效率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两者有时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有时又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状态 。
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主要来自于诉讼的正当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询问当事人，随时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开对抗的庭审程序更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为了使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审判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场合或形式下进行，这就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如无必要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审理时间的拖延，庭审的内容也无法达到充实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响庭审的功效。为了使法官真正通过有限的开庭审理来取得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在开庭之前作一定的准备就成为必要。为防制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审前准备程序便成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法官不至于在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对案情的实体性判断，又保证为开庭作好准备，使庭审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进行，便成为准备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我国传统“四步到庭”的弊端在于法官在庭前对案情介入过深，职权过大，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庭审成为法官验证先验观点的场所，使庭审形式化。而“直接开庭”、“一步到庭”的弊端却在于法官对案情丝毫不介入,法官与当事人间缺乏案件信息的必要交流，造成庭审的非效率化。
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审前准备程序有序进行，不致拖沓，又防止法官介入过深，导致思维定势。理想的制度设计是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在实体和程序均已作好充分准备，而法官只能在程序上作好充分准备，而不能在实体上作好充分准备。法官在准备程序中只能从事准备行为，而不能从事审理行为。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2010年5月27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的公告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已由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0年5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5月28日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我省实际，特作如下决定：

　　一、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福建发展优势和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确处理加快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认真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充分发挥福建生态资源优势，着力构建协调发展的生态效益型经济体系、永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自然和谐的城镇人居环境体系、良性循环的农村生态环境体系、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先进高效的管理决策体系和以生态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体系，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山川秀美、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优美之区。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省人民政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行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权限和职责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目标考核以及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科学编制并严格执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省人民政府负责编制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切实抓好规划的细化和实施，制订落实行动计划。

　　（五）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评价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评价制度，在进行涉及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时，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听证、论证、专家咨询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六）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在全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不同层次的指标体系，用于测评考核地区或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三、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

　　（七）加强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措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鼓励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生态农业、现代服务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实施清洁生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认真实施国家促进环境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投资计划时，应当将节约能源资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列入重点投资领域，在项目布点、土地利用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八）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对本行政区域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以及海洋、森林等生态系统进行监测、预警和综合评价，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并通过生态环境日常监测监管，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危机防范，提高生态环境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和应对能力。

　　（九）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府投入为主、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恢复治理、水土保护区治理、流域及海域水环境保护等方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技术、实物补偿等方式，对生态保护区、流域上游地区和生态项目建设者提供经济补偿。鼓励探索区域合作、市场运作等生态补偿形式，推动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加大投入力度，运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减免行政收费等手段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导向作用。要拓宽投资渠道，建立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采取多种投资形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信贷融资等方面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十一）加强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重视科技创新，安排资金用于支持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促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应当加强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企业应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流与合作

　　（十二）扩大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内外节能减排、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有益经验，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有效利用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污染防治、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十三）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我省对台优势，积极发展同台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台湾相关行业协会、企业和科技园区的生态产业合作机制，引进台湾节能环保等先进技术，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对接。深化闽台农业合作，发挥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现代林业合作实验区的窗口、示范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拓宽闽台农业、林业、环保、旅游、科研开发等领域合作，鼓励和支持台湾同胞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投资生态项目，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加强两岸科技人才信息交流，创造条件吸引台湾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来闽共建生态文明。

　　五、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十四）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自治组织，应当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导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将生态文明的观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层面，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幼儿园、学校应当将生态文明知识列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儿童、青少年的生态文明养成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重要举措和工作成效，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科普知识，让生态文明教育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应当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提高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度。

　　（十五）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活动，将生态省（市、县）、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建设活动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

　　（十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和监督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采用听证会、论证会和社会公示等形式，扩大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引导公民节约资源，合理消费，养成健康、环保、文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严格遵守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行监督，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行舆论监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六、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环境

　　（十七）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依法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公正司法，依法惩处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公益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可以依法支持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援助机构依法为环境污染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十八）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出发，加强地方立法，充分发挥立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为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办理代表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适时作出决议决定；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通过开展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活动，促进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