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教高厅〔2004〕11号


　　为进一步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和图书情报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根据有关文件的规定，我部决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换届后，成立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对相应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导和服务的专家组织。

　　指导委员会人选是经学校和有关单位申报，在比较广泛地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我部聘任（聘书另发），任期从2004年起至2008年止。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见附件。

　　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可聘请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由主任委员主持、副主任委员协助。指导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主任委员所在学校，指导委员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主任委员处理日常工作。

　　请你们对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支持。

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顾问

　　　　　张岂之 西北大学　　　　　胡显章 清华大学　　　　王义遒 北京大学

主任委员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

副主任委员

　　　　林建华 北京大学　　　　李延保 中山大学

　　　　胡东成 清华大学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

　　　　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　　于德弘 西安交通大学

　　　　逄锦聚 南开大学

委员

　　　　张国有 北京大学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　　　　　　　吴志功 北京师范大学

　　　　汪明 　中国农业大学　　　　　沈亚平 南开大学　　　　　　　　　杨桂华 天津医科大学

　　　　刘丽华 内蒙古大学　　　　　　杨连生 大连理工大学　　　　　　　杨忠 　东北师范大学

　　　　潘敏 　上海交通大学　　　　　程钢 　清华大学　　　　　　　　　张志伟 中华人民大学

　　　　朱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　　　　乔旺忠 北京中医药大学　　　　　　宗文举 天津大学

　　　　王生钰 山西大学　　　　　　　沈峰满 东北大学　　　　　　　　　付景川 吉林大学

　　　　陈尚君 复旦大学　　　　　　　章仁彪 同济大学　　　　　　　　　谭帆 　华东师范大学

　　　　杨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樊和平 东南大学　　　　　　　　　来茂德 浙江大学

　　　　易佑民 安徽大学　　　　　　　宋毛平 郑州大学　　　　　　　　　余东升 华中科技大学

　　　　李崇光 华中农业大学　　　　　章兢 　湖南大学　　　　　　　　　陈春声 中山大学

　　　　刘洪一 深圳大学　　　　　　　何向东 西南师范大学　　　　　　　朱世宏 西南财经大学

　　　　王　涛 陕西师范大学　　　　　张正国 兰州大学　　　　　　　　　苏雨恒 高等教育出版社

　　　　储敏伟 上海财经大学　　　　　莫砺锋 南京大学　　　　　　　　　庄娱乐 南京农业大学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徐向艺 山东大学　　　　　　　　　李文鑫 武汉大学

　　　　李向农 华中师范大学　　　　　李建华 中南大学　　　　　　　　　魏饴 　湖南文理学院

　　　　刘树道 华南理工大学　　　　　唐一科 重庆大学　　　　　　　　　孙卫国 四川大学

　　　　吴松 　云南大学　　　　　　　王润孝 西北工业大学　　　　　　　惠泱河 西北大学

　　　　陈怡 　《中国大学教学》杂志编辑部

秘书长

　　　　刘献君（兼）

副秘书长

　　　　余东升（兼）

第二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吴志攀 北京大学

副主任委员

　　　　崔慕岳 郑州大学　　　　　　　戴龙基 北京大学　　　　　　　　　薛芳渝 清华大学

　　　　秦曾复 复旦大学　　　　　　　马在田 同济大学　　　　　　　　　朱强 　北京大学

　　　　李晓明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胡越 　首都师范大学

委员

　　　　杨毅 　清华大学　　　　　　　姜璐 　北京师范大学　　　　　　　张权 　中国农业大学

　　　　柯平 　南开大学　　　　　　　张正光 承德师范专科学校　　　　　阿拉坦仓 内蒙古大学

　　　　刘斌 　大连理工大学　　　　　鲁红军 吉林大学　　　　　　　　　王锡仲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秀文 华东师范大学　　　　　郑建明 南京大学　　　　　　　　　刘阿多 金陵科技学院

　　　　许俊达 安徽大学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　　　　　　　代根兴 北京邮电大学

　　　　阎世平 南开大学　　　　　　　李振纲 河北大学　　　　　　　　　李嘉琳 山西大学

　　　　韩俐华 辽宁大学　　　　　　　宝成关 吉林大学　　　　　　　　　傅永生 东北师范大学

　　　　陈兆能 上海交通大学　　　　　李笑野 上海财经大学　　　　　　　徐克谦 南京师范大学

　　　　竺海康 浙江大学　　　　　　　邵正荣 中国科技大学　　　　　　　萧德洪 厦门大学

　　　　苏位智 山东大学　　　　　　　张怀涛 中原工学院　　　　　　　　武金渭 华中科技大学

　　　　夏淑萍 江汉大学　　　　　　　程焕文 中山大学　　　　　　　　　陈大广 广西大学

　　　　彭晓东 重庆大学　　　　　　　杜新中 绵阳师范学院　　　　　　　张西亚 西安交通大学

　　　　张向东 宁夏大学　　　　　　　计国君 厦门大学　　　　　　　　　谢穗芬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燕今伟 武汉大学　　　　　　　王琼林 华中师范大学　　　　　　　郑章飞 湖南大学

　　　　肖希明 佛山科技学院　　　　　安邦建 海南大学　　　　　　　　　姚乐野 四川大学

　　　　杨勇 　云南大学　　　　　　　邢永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小苹 新疆医科大学

秘书长

　　　　朱强（兼）

副秘书长

　　　　王波 北京大学


对违约金调整申请之法官释明的态度目前存在“禁止释明”、“可以释明”、“应当释明”三种学说。

梁慧星教授坚持“禁止释明说”。其理由为：第一，违约金调整权属于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以及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是否申请违约金调整，当事人有其决定自由，法官无权干涉。第二，对“违约金调整的释明”与对“诉讼时效抗辩”的释明属于相似情形。法院应当采取与“禁止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相同的立场，否定违约金调整申请的法官释明。第三，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不属于法官的事项范围，违背了“法官不得帮助当事人提出权利抗辩事由和辩论理由”的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对违约金调整申请的释明并不违背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以经济理性及诉讼能力平等为其基本前提。而于现实之中，人之理性往往有限，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亦难以平等。法官释明的目的在于补足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能力，使其知晓自身所享有的申请调整违约金的权利。法官释明之后，当事人依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出申请。因此，法官的合法释明有利于处分权的理性行使和意思自治的充分实现。如果否定法官的释明，将当事人未提起调整申请直接认定为权利的放弃，恰恰是对处分原则的违背和意思自治的侵害。

其次，“诉讼时效抗辩”与“违约金调整申请”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时效制度存在某些正当理由，但于实质正义而言，其仍然具有不道德性。如果法官主动释明，无异于是对这种制度的变相帮助，从而使得其“反道德性”肆意扩大。而违约金调整制度的根本目的旨在公平，法官进行释明能更好地促进其正义价值的实现。同时，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也与释明制度实现实质正义的制度宗旨存在冲突。

再次，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并未超出释明的事项范围。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不构成违约等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含有对违约金数额存在异议的意思表示。法官对调整申请的释明不过是对诉讼请求方式的释明而已。另一方面，其实释明的事项范围本来就是不断扩大的。随着对辩论主义的合理扩展和有限突破，诉讼请求、证明活动、法律观点等事项都逐渐地被纳入了释明的范围。

对于“法官的释明，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妥当地解决违约金纠纷。”这一立场，笔者认为亦难谓合理。

首先，将释明作为法定义务，因未予释明就构成“程序错误”，形成“上诉理由”，进而让法官背上“误判责任”，并不合理。释明的本质是一种“诉讼帮助权”。它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自由裁量。其制度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双方实现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使诉讼程序得以顺畅实现。因此，在理论上，我国多数学者反对将释明作为一项单纯的义务。

其次，不区分案件具体情形的“一刀切”做法，使得释明制度的立法初衷难以实现。例如，在违约方是房地产开发商、而守约方却是普通买房者时，调整申请的诉讼释明就没有必要。如果法官仍然进行诉讼释明，反而会引起守约方对诉讼公正的否定与怀疑。释明制度的根本价值是：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以及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其具体操作需要依赖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事进行自由裁量。

再次，过度强调释明权与我国诉讼体制转型的趋势存在冲突。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尚处于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更多的是限制法官的能动性，而不是扩大法官的能动性；是限制法官的权力，而不是扩张法官的权力。盲目地模仿西方，过度强调释明的义务属性，有“瘦子跟着胖子学减肥“的嫌疑。

综上所述，在违约金调整申请上：将释明作为法官的法定义务，让其过分担责“前行太远”；而将释明作为法官的禁止事项，让其完全脱身则又“退步太多”。笔者认为，采取“折中立场”，将释明作为法官职权，让其自由裁量，方是可取之道。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