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应用

栾桂平


　　“宽严相济”是我国一项重大刑事司法政策。如何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宽严相济，从实践上正确把握和灵活适用，是当前刑事司法领域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官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综合全案，综合犯罪情节、危害结果、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被害人的状况等因素，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准确量刑。量刑情节是对被告人裁量刑罚时必须考虑的、决定是否适用刑罚及适用何种刑罚的各种事实情况。量刑情节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决定宣告刑的根据，是在特殊情况下变更法定刑的依据，法律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查明犯罪人是否具备从宽从严处罚的情节，对具有法定应当从宽、从严处罚情节的，要毫不犹豫地兑现落实；对具有法定可以从宽、从严处罚情节的，如无正当理由也应兑现落实。对于酌定情节要根据立法精神和有关刑事政策，注重从审判实践经验中加以总结，裁量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酌定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立法补漏性和司法灵活性，是法院、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石和武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时候，既要重视适用法定情节，又要重视适用酌定情节。法官判案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酌定情节的认定和适用。因此，适用酌定情节要有理由充分，符合常理、常情。如对坦白、退赃等酌定情节的犯罪人尽量从宽处罚，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的结果，实现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一、在具体案件处理上，有针对性地体现“宽严相济”政策
　　未成年人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微犯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处以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贯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使其认罪悔罪，重新做人。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尽可能多适用非监禁刑，从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角度出发，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进一步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以调解方式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是保障被害人民事赔偿权利，保证“案结事了”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积怨，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审判人员要结合当地经济状况、被告人赔付能力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加大调解力度，使被害人最大限度地获得物质赔偿，最大限度的争取双方当事人和解，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切实维护团结，促进和谐。如对交通肇事、轻伤害等案件，如果造成的后果不是很严重，且被告人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一般依法给予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考虑判处被告人缓刑。 对于罪轻、悔罪表现好的过失犯、未遂犯、中止犯、防卫过当犯、避险过当犯、未成年人犯、有立功表现或投案自首的初犯、偶犯等多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等；对孕妇、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应以宽缓为主。 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配合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二、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1、要做到在法律范围内宽严有度。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进行。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各项程序和制度，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每一起案件都应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要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刑事审判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局，将遵循刑事法律和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刑事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不仅是党和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期望，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既要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又要认真遵循刑事政策，处理好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准二者之间最佳结合点，将法治意识与大局意识相结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水平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人民法院执法能力的一种考验。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做到宽严相济，发挥刑事审判工作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
“先刑后民”原则的若干辨析

张志超


人民法院报在2008年5月16日刊登了《违约和侵权请求权竞合时不适用先刑后民》，该文虽提及“先刑后民”，却语焉不详，下面是笔者的一些粗浅见解，望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一提到“先刑后民”原则，我的第一反应是：民事诉讼法中诉讼中止的某项情形正是其表现形式。但是翻阅法条，却发现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适用诉讼中止的规定。这种表述，并没有写明另一案件就是刑事案件；所以严格地说，将本条款作为“先刑后民”原则的依托是不准确的。这里的诉讼中止情形事实上是一种“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而不论被依赖案件的性质如何。有时被依赖的案件可以是民事案件。譬如《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但这种中止与上述“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的诉讼中止并不完全相同，仿佛可以归于“等待权利义务承受人”的诉讼中止，但仍然不很准确。
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将“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简单归纳为“先刑后民”原则呢？笔者认为原因如下：刑事诉讼处理的案件性质更基础一些，而且公权力可以为私权利的行驶提供框架和保障，因而“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依赖方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民事案件了；所以才会有“先刑后民”的说法。但是笔者的解释或许并不缜密，因为我们并没有讨论及行政诉讼。简陋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顾及诉讼中止的情形，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作了补充，请看该条第(六)项的规定：“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适用诉讼中止的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到，依赖方还包括行政诉讼案件，虽然行政诉讼也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交织在一起。语既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刑后民”并不能准确反映“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内涵，应该予以摈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六)项则给出了一种规范表述，应该得到肯定。进一步讲，虽然规定在行政诉讼领域，但笔者认为它应该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因为上述司法解释就是以《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对《行政诉讼法》进行补充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刑事诉讼领域是否也应该适用这种“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规定？理论上应该适用，但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根本没有诉讼中止的规定，遑论“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一定要与之相关的类似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可算一例：“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活动并不是停下来，相反，对证据的调查核实恰恰是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合理推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出现了笔者所称的“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情形，刑事诉讼也不会停下来“等”、“靠”被依赖案件的审理结果。合议庭此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直至刑事诉讼可以继续进行为止，而这种调查核实被看成刑事诉讼的组成。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实在法领域并不适用“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规定。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谈论“先刑后民”。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先刑后民”原则的表述或许根本不能成立，即使将其修正为“先刑后民（行）”原则也不能让人满意。既然如此，倒不如运用“关联案件的审理依赖”诉讼中止的表述，既概括，又准确。
此外“先刑后民”原则的不规范还体现在：某些情况下民事案件反而优先于刑事案件。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述两例均体现了民事法律责任优先于刑事法律责任的精神。其合理性在于，在合格的市民社会，公权力是为保障私权利而存在。这与本文主旨已相去甚远，按下不表。
写就上文之后，上网浏览“先刑后民”的相关争论，颇感诧异。相关的许多论述言必称1998年的第7号司法解释，且认为该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就是“先刑后民”原则的有力体现。笔者认为其中存有误读。先看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过充当了一个“刑事诉讼报案人”的角色，与公民发现现行犯而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情形，岂能认定为“先刑后民”？再看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和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显然这也不是什么“先刑后民”，只是对案件定性有误（错把刑事案件当成了民事案件）或者有争议，最终结果是：认为是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认为是刑事案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将案件材料移交相应的侦查机关。既然只有一桩案件，谈何“先刑后民”？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学领域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有待于我们法学人去辨析证明。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法学人口中谈的，笔下论的却都是自己都不懂的似是而非，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