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湖北武汉 王培荫）

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目前,众说纷纭,从理论界讲,有社会科学院的老先生主张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实务界讲,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揣测是以此照顾国务院的面子。下文拟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个人办理具体案件的办案思考,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 医疗纠纷的定义。本文中对医疗纠纷一词限定在由于医院等医疗机构或医生的医疗行为而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包括医疗事故而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而产生的医患纠纷。
第二、 医疗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因法律适用而产生的几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则将二者统称为《民法通则》）。另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处理。当然还有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处理。
第三、 笔者的观点以及理由。笔者同意上述最后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无论构成医疗事故与否均应一律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不是其他法律、法规或解释。以下对上述错误或不全面的观点逐一分析：
以上第一种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还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因医疗机构或医生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而使患者人身受到损害，符合《民法通则》中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所以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而仅仅适用《民法通则》又不够，该法因制订日期早使得实际操作性较差，规定不具体，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于2003年12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比较好的解决了实际生活中处理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和民事赔偿等需要。
以上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奇怪的是包括梁彗星先生都持这种观点。我很尊重梁先生，但是尊重他不妨碍我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何况我一向尊重而不迷信权威。持此观点者的主要理由是《民法通则》是处理人身损害的一般法，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的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笔者以为，这是对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误解。一般法与特别法是就居于同一法律层次的法律而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二者都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我们通常认为它们居于同一法律效力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属于一般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是相对于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而言对有关海事案件诉讼程序作特别规定的特别法。我们比较《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前者由全国人大制订，而后者由国务院制订，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法规。很明显，《民法通则》是上位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下位法，二者不属于同一个位阶，不属于一个法律效力层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可能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况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身是对医疗中的医疗事故进行行政管理的法规，立法初衷并非解决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或诉讼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国务院无权对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制订法规。笔者还以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民事赔偿的内容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之嫌疑。
第三种观点，看似正确，其实不然。错误在于，首先是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理解成了特别法，与第二种观点同样犯了常识错误。其次，错误理解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医疗纠纷的《通知》精神（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当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也仅仅是要求参照，而不是依照。值得注意这里的一字之差，参照和依照是不同的。当初在发布该通知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所以通知要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早已经生效，且该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前后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不一致，应以后一个解释为准。第三，此观点已经导致实践中出现如下尴尬的现象：要么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的赔偿额度不如没有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要么构成医疗事故才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则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2款“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完全得不到赔偿。
总之，医疗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对于医疗纠纷，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事实，侵犯了其生命、健康权，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只有当医疗损害构成了医疗事故才能请求民事赔偿。并且，请求赔偿的依据应是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时的法律依据也应如此。


新闻发言人应是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

杨涛


在国新办公布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及其通讯方式等信息后，记者采访的效率会如何呢？2004年12月29日，记者拨打了14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电话，均未能直接找到新闻发言人。其中4个部委电话无人接听，其他部委电话均由新闻发言人助手或者新闻发言工作机构办事人员接听。不过，通过下属部委的联络，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了记者采访，另有两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一位时政记者对此的看法是：原来该怎么采访，现在还是怎么采访，但能够公布电话，确实是种进步。（《新京报》1月10日）
这些情况的出现，的确与国新办要求新闻发言人“任何时候面对媒体”相距甚远，这说明了一些部委对于新闻发言人的建设还不够重视，我们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很不完善，认识上也存在很多误区。
首先，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不仅仅是指所在单位的某一个人。对于中央部委来说，所要公布的信息很多，所要面对的媒体也很多，要接待的记者也很多。因而，要搜集本单位、本系统的信息，要接待媒体、记者都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这都需要组织一个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机构。作为新闻发言人本人要定期与不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待重要的采访，公布重要信息，而对于本部门的其他一般信息和一般性的采访，完全可以由这个机构的其他人员在得到新闻发言人授权后进行发布与接待。所以，有关部委必须设置这么一个专门机构。
其次，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其性质不能等同于本单位的宣传部门。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宣传部门主要是本单位主动出击，公布有利于自身的正面形象的信息，而对于记者的主动采访，特别是涉及负面的信息，常常是“无可奉告”。但新闻发言人设立的宗旨却是为适应现代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接受监督、置自身于阳光之下的要求，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需要。因此，这么一个机构必须时刻面对民众和媒体，必须及时提供最新的关于本部门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信息，那怕是对于所在部委是负面的信息，这么一个部门也必须时时保持联系畅通，“无可奉可”这样的一度成为发言人惯用的辞令，要像国新办的官员所说那样，从宏观上、总体上认可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理念。
从新闻发言人是一个专门的机构，是一个信息公开的专门机构的性质，我们进一步说，作为这个机构的领头人——新闻发言人就必须是专职的。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新闻发言人一般身居要职，在此次公布的75位新闻发言人中，级别最高的是副部级，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已成为“副职”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的助手和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的办事人员流露出的一个普遍声音是，“领导”工作繁忙，不能随便打电话与其联系。如此兼职的新闻发言人，记者要见一面都非常难，何以能保持信息的时刻畅通呢？笔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所在的部委必须有较高的地位、较高的行政级别，能参加所在部委的所有的重要会议，但这个职位不能成为一种兼职的待遇，而要由对本单位、本系统业务熟悉、擅长沟通交流的专职人员来担任。这样才能保证公众和媒体能听到及时和真实的信息，也能保证他们的要求能随时得到满足。
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官员说“新闻发言人不是花瓶”。是的，新闻发言人如果在所在的部委能全面掌握信息，而且又是专职的人员，而且有专门机构来协助，法律、法规还规定了其必须时刻面对公众，不得以“无可奉可”进行推托，那么他想当“花瓶”也无计可施。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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