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草原条例



　　2006年12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1日实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促进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草原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天然草原包括草地、草山、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草原的保护、建设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草原的保护和建设。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草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国土资源、林业、水利、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建设、交通、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草原保护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的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

　　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应当与本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严格控制工程建设使用草原数量。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划定草原分布范围，设立标志、建立档案，绘制草原分布图及利用现状图，并予以公告。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每五年进行一次草原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草原质量，依据国家草原等级评定标准，对草原进行评等定级，并建立草原资源档案及数据库。

　　草原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草原资源的类型、分布、面积、等级、产草量及载畜量；

　　(二)季节草场分布、面积、草畜平衡情况及水源条件；

　　(三)割草地的分布、面积、类型、产草量及其利用情况；

　　(四)退化、沙化、盐碱化、荒漠化及鼠虫害草原、有毒害草草原、外来入侵生物的分布、面积及危害程度；

　　(五)人工草地、改良草地、围栏草地的分布、面积、产草量；

　　(六)其他需要调查的内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将退化、沙化、盐碱化、荒漠化的草原纳入国土治理建设规划，划定治理区，组织有关部门实施专项治理。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因地制宜地推广和采用免耕补播、撒播或者飞播等保护草原原生植被的方式改良草原，通过建设人工草地、饲草饲料基地、草原水利设施及人畜饮水工程，引导农牧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科研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草原退化机理、生态演替规律等基础性研究，加强草原生态系统恢复、优质抗逆牧草品种选育、畜种改良和饲养方法等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积极推广草原科研成果。

　　第十二条 在天然草原上建立人工草地种植牧草或者饲料作物，应当符合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和技术规程。

　　不得在下列天然草原建设旱作人工草地：

　　(一)年平均降水量在350毫米以下的；(二)坡度25度以上的；(三)土壤条件不适宜种植的。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草种生产、加工、引进、推广、流通、经营、检验和检疫的监督管理，鼓励和支持选育、引进、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优良草品种。

　　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草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引进、流通、播种。发现有病虫害的草种，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草原火情监测网络和应急机制，加强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火、扑火物资储备，完善草原防火组织机构，组建防火队伍，推广防火技术，提高草原防火、扑火能力。

　　每年十月一日至第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为草原防火期。

　　第三章 承包经营

　　第十五条 草原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实行承包经营。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保护管理，并可以直接组织发包，所得收益由同级财政专户管理，全额用于草原保护和建设。

　　第十六条 集体所有的草原和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无人承包的草原，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向社会发包。

　　第十七条 承包经营草原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法拟定承包方案；(三)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并公示；(四)依照承包方案公开发包；(五)签订承包合同。

　　第十八条 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合同样本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九条 承包方按照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合法方式流转草原承包经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

　　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受让方应当具有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能力。

　　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书面通知发包方。

　　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与受让方在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期限，不得超过原承包合同剩余的期限。

　　第二十条 承包草原应当相对集中，留出牧道、饮水点、配种点等公共用地，方便农牧民生产生活和草原的综合建设。

　　第四章 保护利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草原保护需要，在具有代表性的草原类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区、重要生态功能和有经济科研价值的草原地区，申报建立省级或者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

　　第二十二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定，确定不同类型草原的载畜量标准；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载畜量标准，结合草原前五年平均生产能力，核定草原载畜量。载畜量每五年核定一次。

　　草原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饲养的牲畜量不得超过核定的载畜量，保持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牲畜所需饲草饲料量的动态平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草原承包经营者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责任书的内容包括草原现状、草原适宜载畜量及饲草饲料总储量，牲畜种类、数量、草畜平衡主要措施、双方的责任、期限等。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每年对草畜平衡情况进行抽查，并建立草畜平衡档案。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草原使用者和承包经营者，采取种植和储备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调剂处理牲畜、改良牲畜品种、优化畜群结构和提高出栏率等措施，合理利用草原。

　　草原使用者和承包经营者应当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采取禁牧、轮牧、休牧和舍饲圈养等措施，提高草原的综合生产能力。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国家给予依法实施退牧(耕)还草、禁牧、休牧、舍饲圈养等措施开展畜牧业生产的草原使用者和承包经营者的补助资金，加强审计监督，做到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草原鼠、虫害和毒害草监测与防治工作，草原面积较大的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监测站点，及时发布鼠、虫害和毒害草预报。

　　禁止在草原上猎取、捕杀、买卖和运输鹰、雕、鹞、隼、猫头鹰、百灵鸟、沙狐、狐狸和鼬科动物等草原鼠虫害天敌和草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第二十八条 禁止采集、收购、出售国家一级保护草原野生植物。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地方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的，实行采集证制度，采集证当年有效；其收购、出售实行专营、许可证制度，许可为一次一批。

　　采集证和专营、许可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地方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的，应当按照采集证规定的区域和时段进行，做到随挖随填，保留植物母株，保护草原植被。

　　省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申请办理采集证者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采集技术培训。

　　采集或者出售国家二级保护和地方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应当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第三十条 禁止采集、加工、收购和销售发菜。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重点出入通道设置季节性临时检查站，对采集、收购、出售发菜的人员进行查处。

　　第三十一条 禁止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铲挖草皮、泥炭，防止造成新的植被破坏、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

　　第三十二条 对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荒漠化的草原和生态脆弱区的草原，应当实行禁牧，对轻度退化的草原应当实行季节性休牧，并按照草原退化程度采用综合改良措施，改善草原植被。实行禁牧、休牧的草原，应当设立明显标志。

　　禁牧、休牧具体办法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在草原上从事采土、采砂、采石等作业活动，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作业活动结束后，应当限期恢复植被或者委托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代为恢复。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向草原排放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及其他有害污染物。

　　改良草原和治虫灭鼠时，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的农药。

　　第三十五条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征得草原所有权、使用权人和承包经营者的同意，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六条 在草原上进行实弹演习、爆破、勘察、探矿和施工等活动，应当配备相应的扑火设备，接受草原防火、扑火知识技术培训，并经省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第三十七条 在草原上从事地质勘察、修路、探矿、架设(铺设)管线、建设旅游点、实弹演习、影视拍摄等活动和行驶车辆，应当制定保护草原植被的措施，并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第三十八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其他有关审批手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中应当包括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征用、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报农业部审核；征用、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经省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三十九条 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向草原所有者和承包经营者支付安置补助费和补偿费，并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第四十条 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收取的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专项用于草原植被的恢复。

　　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四十一条 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征得草原所有者、使用者和承包经营者的同意，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占用基本草原超过十五公顷的，报省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五公顷至十五公顷的，报市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超过五公顷的或者临时占用非基本草原的，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占用草原前用地单位应当按所占面积和期限及有关规定对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补偿。

　　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占用期满后，用地单位应当恢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

　　第四十二条 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报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十公顷至七十公顷的，报省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五公顷至不超过十公顷的，报市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不超过五公顷的，报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破坏草原围栏、棚圈、试验基地、饮水点、牧道等设施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第四十四条 草原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超过核定的载畜量放牧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并限期出栏；(一)超载10—30%，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十元；(二)超载31—50%，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二十元；(三)超载50%以上，每个超载羊单位罚款三十元。

　　第四十五条 草原承包经营者拒不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签订；逾期仍不签订的，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采集、加工发菜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收购和销售发菜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职权没收发菜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非法开垦草原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无证采集、未按采集证规定采集或者未经审批收购、出售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草原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应当收回采集证。

　　第四十九条 在草原上铲挖草皮、泥炭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在禁牧区、休牧期草原放牧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每个羊单位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使用剧毒、高残留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农药，造成草原污染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未经审批在草原上进行采土、采砂、采石、实弹演习、爆破、勘察、探矿和施工等活动的，由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四条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及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是指甘草、麻黄草、苁蓉、雪莲、虫草、秦艽、防风、黄芩、柴胡、锁阳、藏红花、红景天。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1989年5月4日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29日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04年6月4日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