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的博弈
　　　　　　　　　　　　——由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引言：药品涉及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药品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在国家立法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上有所体现。涉及到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等，由此涉及的主管部门也很多，“双重”甚至“多重”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常常造成“冲突不断、乱象横生”的局面。在2011年9月5日至8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商标节期间，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专门增设“实施商标战略助推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对药品涉及到的商标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则在该论坛中，分别被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讲老师作为经典案例引入议题。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因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本文旨在通过“银黄”这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为基础，对药品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可能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思考。

案情概况
2000年3月23日，山东鲁南制药厂以中文文字“银黄”为标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1年6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于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注册号为1580496。2006年，该商标转让至山东鲁南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5日以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关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地奥集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争议商标已经成为指定商品的通用名称，丧失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故维持了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的注册。
地奥公司不服，将本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银黄”系指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但“银黄”名称的含义并不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故“银黄口服液”属于药品通用名称，但“银黄”并非药品通用名称。但在争议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仅就《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通用名称”相关主张给予裁定，漏审了地奥公司关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
地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银黄”是否构成药品通用名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鲁南公司早在1987年即开始生产“银黄口服液”，但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已有大量企业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许可，“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已经成为该类药品通用名称。在中药领域，“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作为“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中的显著部分，“银黄”的含义虽不完全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但结合《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到“银黄”类药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的广泛生产，相关公众足以通过“银黄”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应当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重新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该裁定确认“银黄”为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同时，由于“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以此作商标使用在医药制剂商品上，直接表示了该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也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一般也不易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别，因此，也缺乏商标有的显著特征。故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
此后，鲁南制药集团不服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再次起诉，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维持了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被撤销的事实得到确认。

案件评析
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的时间跨度相当之大，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申请注册时的2000年3月到2011年9月北京高院针对重审裁定上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共历经十一年之久，而本案的证据收集整理，时间跨度更是从1984年跨越到2010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涉及到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的案件历来旷日持久的共有特征。同时，商标行政诉讼容易因行政裁定被撤销而发生“循环诉讼”的特点在本案中也得以体现。
本案中，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的注册，与市场上“银黄”类药品被广泛生产、使用的事实，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但“银黄”也确确实实没有被直接列入药品国家标准或是行业标准。但事实证明，这与界定“银黄”名称的法律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而公众约定俗成的认知却成为了本案最终的定案依据。
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向来关乎行业的发展秩序和公共利益，通用名称或类似文字成为商标后，引发行业内企业间的行政或司法纷争屡见不鲜；通用名称的认定专业性强、行业跨度大，而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对于通用名称的理解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分歧。这些即使是在“银黄”作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也十分有必要去回顾、思考，以期“温故而知新”。

一、药品通用名称成为商标的危害
“药品通用名称”是较为专业的一个概念。药品作为形形色色商品中的一种，“药品通用名称”定义必然离不开“商品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行的《商标审查标准》中，则认为通用名称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因此，落实到药品领域，则可以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规定的名称，是药品通用名称；同时，中国药典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应当确认为国家标准，其总则第2条规定：“按照本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此两类名称，是药品领域法定通用名称的表现形式。而相关公众普遍认为能够指代某一类特定药品的名称，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药品通用名称。
由此可以明确，药品通用名称是用以区别不同种类药品中对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及其本质特点的药品稳定且普遍的统一称谓。通用名称的作用是告诉消费者某件商品是什么，在提及这样一类名称时，一般消费者普遍会认为它指代的是某一类商品，而不会联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因此，通用名称是特定行业的公有资源。而商标则不同，商标是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显著性标识，简言之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某件具体的商品或者某项具体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在提及商标时，它会让消费者固定地联想到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因此，一旦事实上作为通用名称使用的文字被注册成为商标，就会出现行业的公共资源指向某一特定主体的状况，这对于该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是极度不公平的。如在医药行业领域广为人知的“散列通”商标案，由于该名称曾被收录入药品地方标准，从而被认为是医药行业内的通用名称，国内众多的制药企业都在广泛地使用，后来“散列通”通用名称被国家标准取消并被注册为商标，即出现大量制药企业被迫更换产品名称，业内共同打造经营多年的“散列通”成为私有资源被罗氏公司一家独占的不利情形。在本案中，“银黄”文字作为注册商标被鲁南制药集团加以独占，同样也存在使消费者在购买以“银黄”为名称的相关药品时，注意力更容易被拦截于鲁南制药集团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药品上，从而排斥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之可能借以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霸占他人的市场营销成果和研发成果。

二、药品商标应当防止被淡化为通用名称
尽管药品通用名称因其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不具备标示产品具体出处的作用，从而不能作为商标取得注册，然而也并非所有的通用名称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就成为了指代某一类商品的特定名称。例如在商标领域大家经常都会引用的经典案例——“阿司匹林”就曾今是药品商标，而如今却只是药品通用名称。这就不得不引出药品名称（或药品商品名称）这一概念。药品商品名称是不同厂家赋予自己生产的药品的特定称谓，目的是和其他厂家产品加以区别，药品商品名称具有商标的功能和属性，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制药企业所认同，事实上，为数众多的药品商标，也正是以药品商品名称注册而来。
然而，由于制药企业在商标保护意识方面的不足和自身使用时的不规范，未将具有商标属性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或是将注册商标作为药品名称来加以使用，最终导致这些独创性较强的名称或是商标被同行业大量使用，成为共有资源，最终淡化为通用名称，这对于最初创造出这些名称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可惜的。
结合本案而言，“银黄”类中成药曾多次被国家授予新药证书，同时，该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记录始于1982年，分别是：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银黄”类药品；之后，在1984年时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生产“银黄”类药品的批号；再之后，鲁南集团于1987年获得生产银黄口服液的批号。此后，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检索信息显示，分别在1990年有1家、1991年有1家、1992年有9家、1993年有18家、1994年有25家、1995年有23家、1996年有63家、1997年有3家、1998年有9家、1999年有8家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资质，已达165家。而时至今日，可以生产“银黄”类药品的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319家之多。
而在前文的介绍中提到，鲁南集团申请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是在2000年3月23日，距离“银黄”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时间已有18年，距离鲁南集团自身开始从事“银黄口服液”的生产也有长达13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如果本案的争议商标申请日是在1987年，或许就很难认定“银黄”构成通用名称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银黄”就不具有描述性或是造成功能误认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黄”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因为长期未注册、长期被大量使用而被淡化为通用名称的案例之一。
三、关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的思考
既然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对于广大制药企业和商标法律事务的从业人员来说，正确把握这种博弈的关系，在这中间寻找确立商标权利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及时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扫除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结合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笔者认为以下几个要点尤其应当重点把握：
第一，时间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这一司法解释强调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时间是认定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重要参考点。在具体实务中，需要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时，证据的组织应按该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的事实状态来组织；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商品名称的企业，越先将这一名称申请注册，就会在面临被他人以通用名称为由提出撤销申请时，处于越有利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指出：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由此也明确了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点，也十分重要。
第二，通用名称的取消问题。目前，部分制药企业的产品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直接地被列入了《药典》或是国家标准，然而事实状态却是该标准所指向的“通用名称”为某家企业所独占。在一定的时间内，企业或许还可以依靠新药名称保护或是专利权的保护维持这种独占地位，但长远地来看，这类药品终将进入行业公知领域，面临淡化的风险，这对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药的企业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国家、行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通用名称也有被取消的先例，相关权利人及时请求主管部门取消通用名称，并将之纳入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对于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强核心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在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银黄”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53号判决中，持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观点，进而认为规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应当是以“中药药材+成药剂型”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确认“银黄”为金银花、黄芩二味药材缩称的情况下，也依然认为“银黄”与“银黄口服液”等列入药典的通用名称含义不同，不构成通用名称。在此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是在更多地考虑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和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状态，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笔者认为，尽管北京一中院关于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意见，在地奥公司充分证明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及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北京高院的认可，但这也表明在认定商品通用名称，规范性和普遍性都应当予以考虑，即使二者的关系不是“应当同时满足”，也至少应理解是综合把握、综合认定的过程。
最后，是证据组织的问题。在认定通用名称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前文强调的商标申请日、核准注册日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外，证据本身还应充分、详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特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状态。同时，由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争的诉讼均以商标评审案件为基础，故还应重视评审环节的证据提交。

结语
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代表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是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性资产，也是引领市场消费方向的主要因素。这是对知名品牌作用、价值的高度概括。然而医药领域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或曾今是知名品牌的名称，却陷入了药品通用名称这一泥潭，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品牌经济发展。但只要广大医药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辨析药品通用名称，在生产经营中规范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药品商标；在企业商标管理中做到合理布局，及时确权，全面获得商标注册保护；在个案应对中勇于向药品通用名称发出挑战，在当前国家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必然能够冲出泥潭，取得品牌建设的收获。


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彭育波、杜诗仲
论当前法院对刑事公诉案件立案审查的必要性


五年来，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的案件有29521件，随着人民检察院对超期
羁押的严格控制，无罪判决将越来越多，并有可能超过社会承受的这个度。大量
无罪判决的出现，一方面极大更新了群众的刑法理念；另一方面也给公、检、法
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现阶段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国民法
律意识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司法尊严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终
实现司法公正与高效，笔者认为，根据特定司法时期的司法需求，结合审判实践，
应当开展了刑事公诉案件立案审查工作，本论文试图从现阶段中国具有的特色司
法理念和司法运行模式角度来论述对刑事公诉案件立案审查的必要性。
一、无罪判决的社会效果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从这
个规定看似乎是完全排除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权，对人民
检察院提出公诉案件打开大门，只作登记收案处理。由于，在登记收案时，未赋
予法院立案审查权，对案件无法把关，大量无罪判决的出现也就无法避免。无罪
判决的出现，在司法资源相对充备和法治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这本是一个非常
正常的现象，而且不会有太多负面的影响。但在中国目前现状来看，这种司法理
念的接受还尚需一段时间，因此，面对当前大量无罪判决的出现，现有的司法现
状也就暴露出不少的社会效果问题。
1、司法程序透明度不够加重了人们对无罪判决与冤狱的联想
近几年，我国司法虽然加大力度进行改革，程序的透明性与正当性不断提高，实
体的公正性与效率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但群众对法律的意志和需求远远高过于对
法律的认识，对目前司法机关的努力关心远远少于对法律的结果关心程度，这些
原因都决定了人们无法一步到位接受新型司法理念下的法律结果。从而导致国民
对法律的结果也有一个渐渐的接受过程，这个过程如果被过分省略了，那社会效
果一定会适得其反。当前，虽然，司法程序透明度大大提高，但由于人们对司法
过程认知不够，在他们眼里中国司法程序还存在较严重问题，刑事诉讼过程不是
简单的罪与非罪的依法辨思判断的过程，而且是轻程序重实体处罚的过程，在这
种意识下，无罪的判决那不等于冤假错案吗？古代的中国对冤假错案，可要处理
涉及本案的所有人员，而今又有谁为此付出代价呢？因此，在大部分民众眼里有
无罪判决，就有人为此负责，否则就是司法的腐败。无罪的判决会导致这样的效
果，这是许多法律人事先没有意想到的事。因此，对刑事公诉案件赋予法院立案
审查权是适时的法律意识需求。
2、臭名昭著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充分被无罪开释的将导致司法权威的流失
现阶段，由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不同步，对一些司法现象无法理解，
特别对按情理与司法来判断显而易见的差距问题，更是无法达到认识的统一，有
点“秀才遇到兵”的道理。比如，在人们想像中就是个臭名昭著的犯罪嫌疑人，甚
至有的人会认为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拉上去抢毙时，打上一枪还不够，还要多打几
枪才能平民心，解民恨，但有一天因证据不足被无罪开释了，那效果如何，老百性
一定会说：“司法机关太黑了。”结果将导致辞司法权威的流失。也许有的人会说：
“我们办我们的案，只要依法就行了，不用去理会别人怎么看。”这样行吗？法律
毕竟与一般的理论认识不一样，她必须深深得到人们的理解和维护，也就是说法律
的作用必须在法律结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时才能发挥。因此这个问题不像其他理
论一样可以心存异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是司法机关追永远无法回避的
课题。堵到这当口了，司法机关就应当从源头上有所作为，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
案审查，而且还要意识到对刑事公诉案件立案审查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而且是所
有司法机关的事情，是特定时期人们对法律意识与认识不同步的需求，也是司法权
威树立的要求。
3、无罪人员超过社会承受度在审判时被公开开释，其结果将是极大损害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