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的规定，限制减刑是指对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其他严重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裁判刑罚时，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情节等，可以对缓期执行期满后的刑罚种类变更或者减刑幅度进行一定限制的刑罚制度。那么限制减刑与减刑制度之间是何种关系?笔者认为，限制减刑不同于原有的减刑制度，主要区分要点如下:

一是适用的范围明显不同。限制减刑仅适用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适用罪名范围较狭窄。减刑制度适用的范围没有罪名的限制，适用于刑法中的所有罪名。

二是所处的刑事诉讼阶段不同。限制减刑是法院在对被告人裁量刑罚的同时，对未来被告人刑罚变更进行限制的预先裁判，属于一审判决活动的组成部分。减刑制度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根据罪犯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法院裁定对其原判刑罚种类进行变更或者刑罚减轻，属于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刑罚变更程序。

三是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不同。限制减刑是人民法院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经过法庭审理，已经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所进行的裁量。减刑所依据的事实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这些情形表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降低，人身危险性减弱，因此，对其刑罚进行减刑调整，其所据以减刑的事实依据已经相对脱离了原判事实。

四是裁量的法院不同。限制减刑是由原审判法院裁量刑罚时依法作出。而根据罪犯所判处的刑罚不同，减刑裁量的法院则不相同。

五是适用的刑罚种类差别很大。限制减刑仅仅涉及死刑中的死缓，不涉及其他主刑刑罚种类，更不包括附加刑。减刑制度适用刑罚的范围涉及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理论上还包括附加刑的减刑。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检察院)
该公安机关调处的债权是否受法律保护

王根生


[案情]张某与黄某系好友。2003年7月，张某雇请黄某的汽车去吉安市装运啤酒，当时，黄某知晓张某将钱包放在驾驶室内，但不知具体金额。在装运啤酒过程中，张某回来取钱发现自己的钱包被人动过，即对黄某说：“我的钱包被人动过。”张某打开钱包一看，包里3400现金被人盗走，黄某当即和张某去该厂保卫科报案，该厂保卫科当日查无结果。事隔十多天后，张某伙同其妻弟邀请他人威胁黄某要其赔偿被盗款一半的损失，否则双方都没有好日子过，黄某拒不同意。经公安机关侦查，没有证据证明是黄某所为。据此，公安机关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指定黄某应赔偿张某现金1200元，黄某在写欠条时要张某准许给他写个附加说明,即“黄某弥补张某损失1200元,以后破出此案可以归还此款”，张某表示同意。出具欠条后，黄某于同年9月5日付给张某现金400元,余款800元,黄某觉得冤枉,迟迟不肯给付张某,同时还要张某返还已给付的现金400元。为此，双方发生纠纷，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黄某偿还欠款。

[评析]法院受理该案后，对本案债权能否认定和处理意见上存在以下三种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该认定这一债权关系，该债权有效成立，黄某应偿还张某欠款1200元。理由是：张某的钱包放在黄某的车上被盗后，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经张、黄双方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黄某同意弥补张某1200元损失，并出具了欠条。事后又自愿履行400元付款义务，其行为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有效要件。此债权应认定为有效债权，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欠条的规定履行义务，法院应依法判令黄某给付张某上述欠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债权虽然能按上述要件认定有效成立，但却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因为黄某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出具欠条给张某时，向张某提出了附加条件，即“黄某弥补张某损失1200元，该案侦破后，可以归还此款”，张某也表示同意。显然黄某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据此，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应当考虑判决黄某给付张某欠款，此案侦破后则由张某返还黄某。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债权应认定不能成立，法院不应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且应判决返还黄某已给付张某的400元弥补款。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黄某对张某被盗的3400元没有法律上的保管义务和责任，公安机关认为黄某对被盗款负有直接保管责任是错误的，其指定黄某弥补张某损失的行为是违法的，本案黄某出具欠条给张某是在公安机关的指定和张某邀人胁迫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民事行为，而并不是黄某的真实意思的本意所为。该行为应认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张某现金被盗后，公安机关和张某都没有证据证实是黄某所为，公安机关仅凭黄某有直接保管责任而指定黄某弥补损失，且张某采取了邀他人威胁黄某要赔偿一半损失，否则将加害于他，黄某虽然不愿赔偿，但客观上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在公安机关报案中，因公安机关开始怀疑黄某作案，并将黄某扣留，后查无实据又排除黄某。在调解中，因公安机关出面指定黄某应弥补张某1200元损失，并要黄某向张某出具欠条，是违背了公民真实意思的行为，而黄某正是在这种恐惧的心理状态下，受出钱买平安的思想影响违心的作出了违背他本人意愿的行为，故该公安机关调处的这起债权应不受法律保护。法院确定该行为无效后，应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返还黄某已付的400元弥补款。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根生 刘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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