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光山县人民法院 冷宝阳


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
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
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责任能力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关联

吴亚楠


摘要：应当区分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民事责任的实际承担，即应否承担和能否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民事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不论行为人是否意识到其行为的后果，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均不受影响。行为人均应当认定有责任能力，只要是自然人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即具有权利能力者即具有责任能力，而民事责任的实际承担与民事主体或自然人的责任财产有关。

关键词：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意思能力


　　民法上所谓的能力是指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有学者认为，19世纪以降之民法学说理论，一般将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分解为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四种。其中，意思能力为所谓的天然能力或称自然能力，其余三项则为所谓法定能力。
一、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一）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是指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或地位。通说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关于出生的标准各国虽不一致，各种标准主要有阵痛说、露出说、断带说、出声说、独立呼吸说等学说。 但均以出生为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标准。 如《德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完成之时。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拟制死亡（宣告死亡）。拟制死亡并非真正死亡，需要有权机关得根据申请进行宣告。生理死亡系真正死亡，各国标准不一，我国通常的经验是以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及瞳孔放大为标准。
　　关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有学者认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行为能力, 指自然人实施一切行为的资格, 既包括实施合法行为(法律行为及法律行为之外的合法行为)的资格, 也包括实施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及侵权行之外的违法行为)的资格; 狭义的行为能力, 则是自然人实施合法行为的资格。
　　笔者认为，无论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理解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准确。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律事实引发法律关系的变动，即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法律事实可分为事件和行为。行为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依据合法与否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依据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可以分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典型的事实行为的例子是无因管理）。自然人实施法律行为之外的合法行为或者实施事实行为, 均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不涉及行为人判断行为能力之有无的问题，所以对于事实行为, 任何自然人均可实施。通说认为，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不以行为人具有行为能力为必要。未成年人救助车祸受伤之人，参加救火，收留迷途的幼童或者帮助乞讨老人等均可成立无因管理。 因此, 笔者认为，行为能力应当界定为自然人独立为法律行为的资格, 即自然人以自己独立的法律行为获取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界定法律行为时有失偏颇，生生制造出了民事行为这个上位概念，并认为以此即可囊括无效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以此为法律行为的特征之一——合法性，寻找借口。法律行为是私人创设调整其相互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性”是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法律对法律行为的调整主要表现为“效力性”评价，而非“合法性”评价。
（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从民法一般原理出发，法律事实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法律事实中最为重要的事实为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实施法律行为应当具有行为能力，所以行为能力有无的效力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民事主体能够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必须具备权利能力。故，权利能力包含在法律关系之中。并非如学者所提出的，应当将人格的调整规定在民法的概念之中。民法的概念中已然逻辑的包含人格或者权利能力。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规定界定民法。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法律关系和动态的法律关系。静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动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逻辑的包含变动的原因——法律事实。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体现在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有行为能力者必然有权利能力；而有权利能力者并不必然具有行为能力。前已指出，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以独立的法律行为具体地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另外，行为能力会有中止的情形，譬如：成年人因不堪压力或基于其他原因成为不能完全判断其行为的精神病人而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为禁治产人）；权利能力则不会出现此种情形。
　　可以看出，欠缺行为能力的人无法以自己的独立的法律行为取得和行使权利，所以法布里秋斯（Fabricius）指出：应当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概念，即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他认为，权利能力应当是指从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由于出生未久的孩子显然不能自行实施法律行为，因此他认为，孩子可通过传达人、代理人以及机关从事行为。对此，卡尔•拉伦茨评价到，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稳妥的做法。此外，那些恰恰不具有权利能力的团体，也可以通过他人来从事行为（如无权利能力的社团）。
　　一些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取得或者行驶权利。这样看来，既然这些人不能行使权利，那么似乎赋予其权利能力是无意义的。其实不然，“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法律上，意味着将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该权利主体。事实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他们也是由其他人来行使其权利的。重要的是，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为谁的利益而为。因此，将权利能力赋予未成年人而并非将之赋予其父母，自有其合理的意义。 ”所以，法里布秋斯以此方式达到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因此应当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 只要自然人出生就具有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赋予不仅仅和利益有关，更彰显相当的价值，体现了法律对人格的尊重和人格的平等。任何人皆享有相同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乃近代私法把握人的方面的首要的最大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皆是平等的。 另外，人身权这种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类型，更是与人格息息相关。而人格权与主体的关系较之财产权而言，更为紧密。
二、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
（一）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般来说，论证两个概念关系之前应当对其进行界定，行为能力的概念前已有描述，在此不表。关于责任能力，有学者界定为“因不法行为，能受法律制裁之能力也。”“责任能力之有无，概以行为时有无识别能力（意思能力）为断，亦即须就其个个具体的行为，审查其有无识别能力，以决定其责任。” 对此，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认为以意思能力为根本逐一进行个案审查，失之烦琐，难以操行，故而以民事行为能力之有无作为判断民事责任能力的根据更具优点。 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或资格，它不仅包括自然人为合法行为而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而且包括自然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即自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为广义的民事行为能力所包容 ，是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方面。 关于这几种学说均有其道理，下文中会有进一步的论述。
（二）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关于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目前在我国民法理论中，笔者认为确实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不应加以区分，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就是或者包括民事责任能力。彭万林先生主编的《民法学》中讲到：“什么人才具有责任能力？一般而言，人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自然具备了这种能力。因此，我国 《民法通则》第 11 条规定：‘18 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6 周岁以上满 18 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就是说，在我国，18 周岁以上的公民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未满18周岁但已满 16 周岁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也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 “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事权利和设定民事义务的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不法的实现和不履行义务行为负责的责任能力。” 刘心稳先生也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或资，它不仅包括自然人为合法行为而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而且包括自然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即自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为广义的民事行为能力所包容，是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方面。此种观点为国内众多著述所采用，以致被认为系“通说”。 当然也有学者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在概念上做了区分，郑玉波先生认为：（责任能力）法律上并未如行为能力制度，以年龄等设定其划一之标准，盖不法行为系应受抽象制裁之问题，理宜就具体情况决定，不适于依抽象的标准断之也。因而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虽均以意思能力为前提，但二者在性质上毕竟不同。
　　笔者认为责任能力是与侵权行为或者民事不法行为相关联的概念，侵权行为是事实行为的一种，它不需要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人是否具有判断力、意思能力无关。如一名六岁孩童将石头放在铁轨上，造成火车翻车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七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若将责任能力等同于行为能力或者与法律行为挂钩，会使人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是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该六岁孩童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国《民法通则》第 133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 ，由监护人适当赔偿 ，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可以看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有自己的财产时，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致损害承担的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再者，以无因管理为例，前面已经提到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的一种，无需行为人具有意思能力或者行为能力。依无因管理有关法律规定，管理人是要尽相应的义务，如认真负责地以适当之方法管理他人的事务，违反适当管理之义务造成被管理者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等，这就要求他们要有相应的责任能力。当然，管理人如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责任有别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为管理人之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施以无因管理亦成就无因管理之债， 无需赋予其任何独立行为之资格。
　　事实上，将民事行为能力等同于责任能力是将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与民法中的民事责任能力混同的结果。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者，其刑事责任相应地适当减轻法。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采用了四分法：
　　1?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即不满14周岁的，对任何犯罪都不负刑事责任。
　　2?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除上述罪名外，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3 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16周岁的，犯任何罪，都必须负刑事责任。但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不适用死刑。
　　在刑法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即使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中，笔者认为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应当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也可以成立民事责任。当然要具备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学者主张，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须有侵权行为能力（责任能力）、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行为须违法、须因违法行为而发生损害四要件。笔者认为，应当包括过错、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和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要件。 所以，笔者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判断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应当考察其过错。在无需过错为要件的特殊侵权行为中，当然不用考虑过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从比较法上来看，《法国民法典》第 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到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第 1383 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其行为所致的损害，而且对其过失或懈怠所致的损害，负赔偿的责任”，修正后的 1384条第 4 款规定为：“父、母因行使对子女的监护权，对与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所造成的损害，负连带责任”，第 1310 条规定：“未成年人因其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不得取消”，修改后的第 489 条第 2 款规定为: “处于精神紊乱状态之下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失者，仍应负赔偿责任。”由上述规定不难发现：《法国民法典》规定任何人，不论其年龄大小及身体或精神状况如何，都应该对自己所造成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即人人均有责任能力。法国法院也认为：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不再依赖于其辨别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不再是辨别能力 ,而是基于监管或者过错。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无太多关联，责任能力的有无不应当以行为能力为基础。另外，前面介绍责任能力概念时提到的意思能力的问题，通说认为，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已经说明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关系，故笔者认为，意思能力与责任能力关系不大。盖因侵权行为是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的事实行为。
　　所以，应当区分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实际承担，即应否承担和能否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不论行为人是否意识到其行为的后果，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均不受影响。行为人均应当认定有责任能力，故笔者认为只要是自然人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即具有权利能力者即具有责任能力。
　　民事责任的实际承担与民事主体或自然人的责任财产有关，当然这里说的责任的实际承担主要是指财产责任或者说与财产有关的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只是将二审稿中的消除危险、恢复名誉之侵权责任方式与赔礼道歉对调。对于如停止侵害等的责任方式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是能够实际承担的。
　　一般来讲，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来说，一般而言没有责任财产，所以在实际承担时法律规定由其监护人承担。法律同时也规定了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从其财产中扣除，不足部分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这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做了类似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纯获法律上之利益者，无需征得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的允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77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但是纯获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龄及身份 ，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有学者认为，“未成年子女依劳力或其他有偿取得之财产，亦归未成年子女私有，构成责任财产，对其债务之履行负其责任，关系至巨，殊值重视。” 笔者认为，承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纯获法律上之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实际承担责任能力提供了可能。
　　2009年10月19日侵权责任法草案三审稿 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学者争议颇多，笔者认为，不应当在侵权责任法中出现行为能力的概念。三审稿的规定有待商榷，前面已经说道，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并不是等价关系或者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同民法通则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末的但书删除。这两条明显存在同样的矛盾，第一款似乎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责任主体应当为监护人。第二款却又规定，本人有财产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似乎，责任承担主体又成了被监护人。笔者认为，此处监护人承担的是监护责任而非侵权责任，侵权主体仍然为被监护人。另外，在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被监护人被列为为被告，而不是监护人。
三、结论
　　故笔者认为，应当将责任能力的认定和实际承担分开进行说明。自然人即具有责任能力即采用出生主义的标准，对于实际责任的承担则视情况而定，盖责任的实际承担与责任财产有关，当然这里是指财产责任，具体到各个案件因责任方式的不同，实际承担者不同。
　　新的观点：侵权责任法第四章规定的关于侵权主体的特殊规定，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三十三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