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夏季的来临，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以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疟疾、乙型脑炎等为重点的鼠传疾病和虫媒传染病以及肝炎、结核、血吸虫病、麻疹等重点传染病疫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在部分艾滋病流行的重点地区，面临着降低艾滋病病人病死率的艰巨任务。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扩散与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在集中精力抓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同时，应统筹安排，做好控制其它传染病的工作：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落实各项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措施。要充分认识防治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克服麻痹思想和畏难情绪，紧紧抓住防治机遇，牢牢把握防治工作的主动权，尤其要抓好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防止疫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
二、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和饮水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提高卫生监督覆盖面，严格防止群体性聚餐引起的食源性霍乱暴发。要充分总结以往对传染病及此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对各项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导工作，及时发现薄弱环节，解决存在的问题，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工作。做好重点传染病的疫情分析和预测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特别要加强对建设工地、学校、农贸市场及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疫情监测，一旦发现疫情，要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控制，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疫情发生相邻地区要建立省际、县际间疫情监测联防，及时通报疫情，协调防病工作。
四、要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确保疫情报告渠道的畅通。对重大疫情、不明原因疾病和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报告卫生部。对不按规定报告疫情并造成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五、针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特点和临床表现，加强对各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防治水平，特别应注意提高与其它有发热症状的传染病的鉴别诊断水平，避免因漏诊或误诊所造成的疫病传播，同时，要加强发热门诊的规范化管理。
六、各地要根据重点传染病的流行特点，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各项防治措施的组织和落实工作。加强鼠疫疫情监测工作，发现鼠间疫情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疫情扩散和发生人间疫情；建立健全腹泻病门诊，早期发现霍乱病人和带菌者；不断提高结核病的发现率，推广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覆盖面；对急性血吸虫病的控制，要提前做好药品贮备，加强对人畜传染源的管理，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家畜血吸虫病实施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和干预工作，在艾滋病病人高度集中的重点地区，要开展有效的救治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死率；制定有效防治预案，预防和控制疟疾的暴发。
七、要狠抓计划免疫工作不放松，防止出现计划免疫空白人群，有效控制计划免疫针对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在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地区，应根据防治工作需要，合理调整安排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凡因收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疑似病人而暂停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单位，卫生行政部门应及时分配给附近医疗单位或社区卫生服务部门承担。各预防接种单位应适当增加接种门诊的开设频次，安排好应种儿童的预防接种时间，不得进行群体接种，避免儿童及家长聚集。要严格按照《计划免疫管理技术规程》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开展预防接种工作，严防医院内交叉感染。
中西部省份以及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应重点抓好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疫苗的接种工作。对甲肝、乙脑等疫苗针对传染病也要加强监测，密切注意流行态势，对可能发生局部暴发流行的地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由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相关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
八、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利用此次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健康宣传的强大声势，使广大群众了解和掌握传染病防治的知识，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抓好农村改水改厕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积极开展健康宣传工作的同时，联合环境保护、市容管理等部门，依据环境保护、市容卫生等法律法规，加大对不良卫生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九、认真做好救灾防病应急处理的各项准备工作。夏秋季节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季节，各地要及早做好救灾防病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全国救灾防病预案》，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完善救灾防病预案，加强队伍建设和业务技术培训，提高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紧急疫情的能力，切实保证大灾后无大疫。


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在论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时,学者通常比较关注宪法第135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对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这两个宪法条文体现了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诉讼机关,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法律监督关系；当其行使诉讼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法律监督与三机关之间的诉讼制约是不同的,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正确认识三机关的宪法关系,有利于三机关职权的科学、合理配置。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法理分析

　　监督与制约都是权力的控制和约束机制,但是两者的控权机理不同。

　　一、监督产生于授权,而制约产生于分权或权力分工。一般来说,监督以授权为前提。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制约通常以分权或权力分工为前提,权力经过分解后由不同的主体来行使,彼此形成一种掣肘、制衡的关系。

　　二、监督呈纵向性、单向性特点,制约呈横向性、多向性特点。监督权的行使是监督者对受监督者行使权力正当性的监察、督促,一般呈现出纵向性、单向性的特点,后者对前者没有反向牵制权、控制权。制约反映的是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一般呈现出横向性、多向性特点。

　　三、监督具有主动性,制约具有依赖性。监督权以纠正被监督者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错误为目的,因此,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前提下,监督权的行使具有主动性,即只要发现被监督者权力运行中存在足以损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错误,就可以启动监督程序,或督促,或匡正,或弹劾,而不受被监督者的提请限制。而制约权的发生依赖于与同一体系相关权力之间的权能转换和“激活”机制。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规范分析

　　一、诉讼制约的体现。人民检察院在行使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过程中,与审判机关、监狱机关、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等国家机关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

　　首先,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逮捕制度和审查起诉制度中。在这一对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虽同为指控犯罪的一方,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和移送起诉的权力,受到检察机关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权力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上述权力也受到公安机关复议复核权的反向制约。

　　其次,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相互制约主要体现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当与起诉的范围一致,不应超越起诉的范围；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提起抗诉。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包括: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或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作出无罪判决等等。

　　二、诉讼监督关系的体现。三机关之间的诉讼监督关系主要体现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其内容主要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的监督。

　　第一,立案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二,侦查监督。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适用强制措施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对构成犯罪的公安人员的立案追究等方式,体现检察法律监督权对侦查权的单向监控和纠错。

　　第三,审判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执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监狱、公安机关看守所和派出所等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以及刑罚的变更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正确认识监督与制约的关系

　　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诉讼监督和诉讼制约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出现的只谈制约而忽略监督的倾向,容易导致监督被制约所遮蔽甚至用制约代替监督,再加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三机关流水式诉讼构造“重配合、轻制约”、“重惩罚犯罪、轻保障人权”的倾向,容易使法律的权威性可能被部门眼前利益的功利性所代替。宪法关于三机关之间权力行使约束和规范的规定也就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赵作海案等都是典型例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比诉讼制约更迫切。强调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尤其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的职能作用,宪法第129条和135条关于三机关关系的规定才能得以全面体现。但也要注意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一定要符合司法和诉讼规律,特别是要维护法院的审判独立和司法权威。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完善法院和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制约机制,从而使三机关权力的配置、运行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