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存疑案件之赔偿

朱先地


存疑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作撤案、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由于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实施早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存疑案件是否应当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为《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司法界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存疑案件的当事人具有犯罪嫌疑，有证据证明其有罪，只是因已有的证据尚达不到定罪的要求而推定当事人无罪，因此不存在刑事赔偿问题。[1]第二种观点是“折衷说”。该观点认为，对于存疑案件，应视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赔与不赔，不能一概都赔，也不能一概都有不赔。对于事实不清，证据比较薄弱的案件，应予赔偿，而对于犯罪事实存在，证据比较充足，但达不到起诉和判决有罪程度的案件，则应不予赔偿。[2]第三种观点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对存疑案件应当给予赔偿。[3]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首先，对存疑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符合当今世界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和宪法精神。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虽然收集到了一些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存在的证据，但证据的质和量还不足以指控、认定犯罪，因此，存疑案件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刑事诉讼存在，难免会发生证据不足案件。在对存疑案件的处理上，历来有“疑案从有”和“疑案从无”之争，疑案“从无”、“从有”之争集中体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之间的价值冲突。[4]二战以后，受人民主权学说、人权保障论和危险责任论与公共负担论等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并相继制订了国家赔偿制度。如：1946年美国颁布联邦侵权赔偿法；1947年英国颁布王权诉讼法；1947年日本颁布国家赔偿法；1959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冤狱赔偿法；1967年韩国颁布国家赔偿法以及1981年德国颁布国家赔偿法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趋稳定，1954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7条规定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从而明确了我国国家的赔偿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逐渐形成，社会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保障得到了更加应有的重视。1982年《宪法》重新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对此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19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法典，确立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更突出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可见，保障人权、建立国家赔偿制度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主流。[5]
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据此，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固有的、基本的权利，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对其加以非法剥夺和侵害。但由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危险性，国家在行使司法权力时，难免会使少数无辜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为使受到损害的无辜公民的权利得到恢复、精神上得到抚慰，国家就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从宪法角度上讲，这种赔偿实际是一种恢复和弥补。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即使是有罪的人，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他还是享有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人身自由权利，只不过为了保护全社会的利益，司法机关不得已而通过法定程序暂时剥夺或限制其自由。那么，给予最终在法律上被认为无罪的存疑不起诉或宣告无罪者以赔偿，其实质并不是国家施舍或赋予他某项额外的利益，而是把本来就属于他的利益归还给他而已。“否定说”认为，对于当时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但最终认为是无罪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是合法的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6]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司法专横的表现，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是不允许存在的。对存疑案件给予赔偿会影响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有损司法权威，这是“否定说”所持的另一理由。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在两者之间要作出合理的选择的确有一定难度，但两者之间并无实质矛盾。在刑事侦查环节要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功能，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该拘留的要拘留，该逮捕的要逮捕，但不得滥用强制措施，而在刑事赔偿环节则要把观念调整到保护人权角度上来，对最终被确定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要尽量给予国家赔偿，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去追求打击犯罪的功效，更不能因司法机关的部门利益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再说，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的确会给司法人员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办案质量意识，增强责任心，促使侦查人员依法积极收集证据，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存疑案件发生。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确定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石。因此，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虽然国家赔偿法对此规定不很明确，但对公民权利的立法规定，不能作限制解释，而是应当根据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国家赔偿立法的本意，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不仅能平衡无辜者的受害心理，消除其对社会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刑事赔偿立法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水平。
其次，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法律评价只有两种：有罪与无罪。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推定其无罪。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其所作出的撤销案件、存疑不诉或宣告无罪，实际上就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律确认。所谓犯罪事实，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构成犯罪的事实，是按照刑法规定构成某一具体罪名的事实，而不是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有罪，它是靠充分证据来支撑的，而不是司法人员凭借部分有罪证据作出的主观判断。因此，“否定说”认为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犯罪事实的观点，实质上是变相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与修改后刑诉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相违背的，应予以抛弃。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追究犯罪，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面对的只是最终的处理决定，如果最终处理决定是无罪的，那么，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采取了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就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结案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的现象。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否作为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众说不一。“否定说”认为，存疑不诉其实质是对案件所作暂时不起诉处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处分，不能作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最终结论。[7]这种看法也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从诉讼流程上看，不起诉（包括存疑不诉）是人民检察院确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处分，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诉讼的法律效力，[8]并不是对案件的暂挂。当然，证据不足案件不能排除其存在犯罪事实的可能，但这不能作为对此类案件不予赔偿的理由。从实践来看，存疑案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嫌疑人的确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是证据尚不充分无法认定其构成犯罪；另一种可能是嫌疑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如果以存疑案件有可能被重新起诉的理由来否定赔偿，这对后一种情形的嫌疑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不可能再会发现他新的有罪证据。至于对第一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原来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有了新的证据，能证明原案犯罪嫌疑人有罪，可以重新起诉，由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按照审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由法院撤销原判，作出有罪判决。但在法院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必须对已认定的无罪结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改判有罪，这时如果原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得到了国家赔偿，可以由司法机关追回赔偿的款项，这也并不会有损司法权威。
第三，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解决刑事赔偿的一项主要原则。目前比较典型的有三种：一是以公务过错为主，危害责任（严格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二是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体系；三是违法原则体系。[9]《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司法界和学术界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违法责任原则作为国家赔偿法的主要归责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归责原则。首先，违法责任原则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缺陷，不能解释程序违法而被告人确有罪的刑事赔偿问题。对有些案件，如果只从程序或形式上判断刑事司法行为或司法决定是否违法，并不能决定刑事赔偿责任就一定成立，反之，刑事司法行为或刑事司法决定没有违法并不见得就构成刑事赔偿责任。例如：某市检察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就将涉嫌犯罪的嫌疑人逮捕，后经查实该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若按违法归责原则，检察机关实施了违法逮捕，应构成刑事赔偿，但司法界和理论界普遍认为此类案件不应赔偿。反之，某县检察院按法定程序逮捕了某甲，后经证实该人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逮捕为错误逮捕，若按违法责任原则，司法机关逮捕时并没有违法，刑事赔偿不能成立，显然与刑事赔偿的有关立法和初衷相违背。其次，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并不是违法归责原则，而是采用混合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确规定了“违法归责原则”，即只有当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时，才负赔偿责任。但是，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及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责任，并不仅仅是从职权行为的合法性上来判断，有的还要根据行为结果来确定。即我国刑事赔偿中对无罪羁押、无罪判刑的规定体现的是严格责任原则，有的称之为无过错责任原则。[10]由此可见，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纳的是违法归责原则为主兼采严格责任的二元归责原则。[11]我国赔偿法不同于外国赔偿法，它既包括行政赔偿，也包括刑事赔偿。第二条在总则中所确定的“违法责任原则”，应当认为是赔偿法的基本原则，既适用于行政赔偿，也适用于刑事赔偿。但是，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和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刑事赔偿的，是特别条款。一般说，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特别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赔偿应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而刑事赔偿则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心理状态上是怎么样，有没有故意、过失或不慎等等，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损害后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所列的六种免责情形。《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这一规定，笔者理解为，不论原审判机关在作出判决时有无违反程序，也不深究原审判机关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符合被再审改判无罪、刑罚已经执行这两个条件，国家就应当给予赔偿，这一条款并没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的案件加以限制。因此，对存疑案件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第四，给予存疑案件以国家赔偿，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案、不起诉或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应当依法进行确认。“否定说”和“折衷说”据此就认为存疑案件不应赔偿。笔者认为，这是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的曲解。根据该规定第八条第（三）规定，对存疑案件不予确认的情形只限于“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而逮捕的案件。这里的“部分犯罪事实”，应理解为，侦查终结后，虽然没有查清逮捕时所认定的全部犯罪事实，但起码要有充分证据证明了的部分已构成犯罪的事实，否则，都应当予以赔偿。如：某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的王某涉嫌贪污案，逮捕时认定王某贪污3万元，后经侦查取证，只能认定其中4000元，其他因证据欠缺，既无法认定，也难以排除。该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不起诉处理。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了的王某所贪污的4000元，并不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所指的“部分犯罪事实”，因为根据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贪污4000元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对王某应予以国家赔偿。
199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给陕西省高级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应视为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决定。检察机关在批捕时即便有部分可以证明有罪的证据，但如果在起诉时仅凭这些证据仍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在法律上不能认定有罪，应按无罪处理，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也与修正后的刑诉法不相冲突，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
第五，“折衷说”不具有可操作性。“否定说”的观点看似理由充足，但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且与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相冲突。“折衷说”看似比较合理，但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有无法弥补的重大缺陷，主要是这种观点不能提出界定赔与不赔的具体标准，只能根据经验进行判断。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何谓“有证据”，理论和实务界众说纷纭，主要看法有：⑴只要有证据即可，一个两个证据就是有证据；⑵要有相当的证据；⑶确实的两个以上能够互相印证的证据，而不是孤证；⑷基本确实充分的证据；⑸构成犯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等。因而，对于某一存疑案件，在案件证据是较为薄弱还是较为充分上，不同的承办人、承办机关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在是否赔偿上会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即使是同一承办人，确定不同的存疑案件应否赔偿时，在掌握证据是较为薄弱还是较为充分上也可能标准不统一，这对不同的赔偿请求人是不公平的。再说，对存疑案件是否赔偿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标准，而是由具体的承办人、承办机关来审查决定，那么不可避免地给承办人、承办机关以滥用权利的机会，导致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另外，根据“折衷说”的观点，对存疑案件作出的撤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并不是对违法侵权事项的确认，而是要经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机关另行审查确认，这种结果另行确认的机关与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机关同一的机制，不仅有违司法回避原则、公正原则和诉讼效益原则，更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和强烈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将导致存疑案件往往不予确认或作出的确认不利于赔偿请求人。可见，从刑事赔偿运作现状看，“折衷说”和“否定说”并无实质区别，都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关键取决于赔偿法所采用的归责原则。由于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各国法学理论研究的高度和法制的健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在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如美、英、意等国采取过错归责原则；瑞士、日本等国采取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而德国的《刑事赔偿法》和台湾的《冤狱赔偿法》等则采用的是危险责任（严格责任）原则,即只要犯罪嫌疑人最终被确定无罪的，国家都应当予以赔偿。[[12]虽然各国赔偿归责原则不尽相同，但从中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国家赔偿立法发展的最明显趋势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不断扩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赔偿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这种理论应该说是十分有利于推动国家赔偿立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受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我国刑事赔偿立法还相对比较滞后，现有的赔偿制度也还存在着明显缺陷，尤其是对存疑案件是否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加之“两高”对此认识不统一、有关司法解释相互冲突，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先作出立法解释，统一执法标准，待时机成熟后再作立法修改，把现行赔偿法的混合归责原则变更为统一的严格责任原则，最终解决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如果目前严格责任原则难以统一，那么，建议在现有混合归责原则的框架下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那些曾受到错误羁押而又得不到国家赔偿的存疑案件当事人给予适当的国家补偿，同样可以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

参考书目：
[1]刘弘耀：《刑事赔偿二题》，人民检察，1999－（7）。
[2]陈国庆、刘久成：《证据不足案件的刑事赔偿问题》，检察日报，2000－8－10。
[3]陈成霞：《浅析存疑案件的国家赔偿》，人民司法，2000－11。
[4]张兆松：《存疑案件赔偿问题之我见》，人民检察，2001－5。
[5][9][12]皮纯协、何寿生编著：《比较国家赔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6]尹伊君主编：《刑事赔偿的理论与实务》，群众出版社，2001，第217页。
[7]方菁、叶念康：《“无罪”赔偿之我见》，中国检察论坛，2001，总第5期。
[8]樊崇义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312页。
[10]杨立新、张步洪：《司法侵权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11]江必新：《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第117页。

（作者单位：台州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


《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1月15日市政府第12届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国公民和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而居住在国内的公民，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履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市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区、县级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人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编制本市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本市人口发展规划由市发展计划行政部门负责编制，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牵头拟定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市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责任单位制度，责任单位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职责分工，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

　　责任单位履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情况列入其主要领导工作实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负责本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切实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并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年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保证本单位．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所需的经费。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九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条 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审批，可按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四)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五)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六)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七)夫妻双方的户籍均登记为农村居民，是女孩的。只生育一个子女孩的。

　　第十一条 再婚夫妻，一方再婚前所生子女未婚死亡造成无子女，另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新组合家庭可以按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二条 再婚夫妻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再安排生育：

　　(一)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本人，因变更抚养关系造成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二)再婚前一方已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

　　(三)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新组合家庭有子女的，包括双方均属农村居民；

　　(四)其他不符合再生育条件的。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整个建制转为居民委员会，原属农村居民的育龄夫妻已生育二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在转制后死亡的，不再安排生育。

　　第十四条 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归侨、侨眷或者港澳台居民的生育，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女方属华侨或者港澳台居民回本市定居，入境时已怀孕的，可以生育；

　　(二)夫妻双方均属华侨或者港澳台居民，回内地定居未满六年的，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三) 归侨、侨眷所生子女已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定居，内地无子女的，可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五条 夫妻一方为本市居民侨、外国人的生育，按下列规定执行另一方为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的生育，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二)本市农村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所生第一个子女是女孩，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可以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六条 本市户籍居民到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工作、旅游、探亲、留学期间生育的子女取得外国或者港澳台居留权的，不计入家庭子女数；入本市户籍的，计入家庭子女数。

　　夫妻双方在国外留学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本市后不作为超生处理。

　　第三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辖区内的公民提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高公民的生殖健康水平。

　　公民享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权利。

　　第十八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孕情检查和妇女生殖保健技术服务。

　　第十九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包括查环查孕、避孕药具、放取官内节育器、皮下埋植术、绝育术、人工终止妊娠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符合政策的复通术；以及国家、省和市规定的其他免费项目。

　　以上费用的支付办法：职工享受公费医疗的，自付部分由所在单位支付；享受生育、医疗保险的，在生育、医疗保险基金中按规定支付，超出部分由用人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支付；城镇失业人员、农村居民及其他人员由当地政府在当地计划生育事业费中支付；职工或者城镇失业人员的配偶是农村居民的，其配偶在探亲期间接受以上项目服务的，由职工所在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支付或者由当地街道办事处支付；流动人口的以上费用由用工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支付，无用工单位的由现居住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因非婚同居、擅自摘取宫内节育器或者接受输卵(精)管复通手术而怀孕的，终止妊娠的节育手术费用由本人支付。

　　第二十条 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已生育一个子女、年龄在四十周岁以下的育龄妇女在产后三至六个月内可以首选使用宫内节育器。因身体原因不适宜使用宫内节育器的，经区、县级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证明，可以由当事人选择其他节育措施。

　　符合生育规定已生育两个子女、女方年龄在四十周岁以下的育龄夫妻，一方在产后三至六个月内首选结扎措施。第一个子女属病残，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在产后一年内一方首选结扎措施。

　　第二十一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在与女方户籍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签订不再生育合同书后，育龄女3女首选使用官内节育器：

　　(一)第一胎为双(多)胞胎的；

　　(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按规定又生育一个子女的；

　　(三)生育一个子女后又依法收养子女的；

　　(四)再婚夫妻，再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本人，新组合家庭有两个子女的。

　　第二十二条 已生育子女的育龄夫妻，其中一方婚外再生育子女的，无论其配偶是否已采取结扎措施，本人都首选结扎措施。

　　违反规定条件生育二个以上子女的，首选结扎措施。

　　第二十三条 四十九周岁以上的妇女可凭本人身份证到医疗、保健机构取出宫内节育器。

　　前款的手术费用支付办法参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已婚育龄妇女因身体原因需要取出宫内节育器的，区、县级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检查确认后，可以由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指导其选择其他避孕节育措施，并报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所在单位备案。第二十五条 已婚育龄妇女等待定居国(地区)入境签证可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

　　第四章 优待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二十六条 初婚夫妻可以按照双方各自的年龄分别享受晚婚假。再婚夫妻初婚一方达到晚婚年龄的可以享受晚婚假。

　　已婚妇女二十三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可以享受晚育假。

　　第二十七条 女职工按规定参加查环、查孕等孕情检查的，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假期，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第二十八条 职工接受节育手术的，凭手术证明按下列规定享受节育手术假期：

　　(一)放置宫内节育器的，自手术之日起休息三日，手术后七日不从事重体力劳动；

　　(二)按规定取出宫内节育器的休息二日；

　　(三)输精管结扎的，休息十日；输卵管结扎的，休息三十日；

　　(四)采用皮下埋植剂避孕的，自植入或者取出手术之日起休息三日；

　　(五)怀孕两个月以下人工流产的，休息十五日；怀孕两个月以上四个月以下人工流产的，休息三十日；怀孕四个月以上引产的，休息四十五日；

　　(六)同时施行两种节育手术的，合并计算假期。如遇特殊情况需增加假期的，按施行手术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七)施行其他节育手术的，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给予假期。

　　第二十九条 职工的配偶施行人工流产手术的，该职工可以享受一日的看护假；施行结扎手术的，可以享受三日的看护假；经批准施行引产手术的，可以享受五日的看护假。看护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原有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第三十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发给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市属各单位、中央、省驻穗单位职工在所在的厅、级单位办理；

　　(二)区、县级市属单位职工在区、县级市局级单位办理；

　　(三)外资、私营、民营企业职工、个体经营户、无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在户籍所在镇、街道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办理。

　　第三十一条 夫妻未生育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与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签订自愿终生不再生育合同并采取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后，可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再生育子女的，依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除享受《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优待外，还应当享受以下优待：

　　(一)属于职工和城镇居民的，一次性发给不低于二百元的奖励金；

　　(二)属于农村居民的，优先享受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金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独生子女的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无工作单位的人员由其户籍地镇、街道负担。

　　特殊情况按以下规定解决：

　　(一)公派出国留学或者工作的，由原单位负担；

　　(二)下岗人员仍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由原单位负担；

　　(三)夫妻离婚或者一方去世的，由抚养子女方的单位全部负担，再婚后由再婚夫妻双方单位各负担一半；夫妻双方去世的，由双方单位一次性发放剩余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四)夫妻一方属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公民或者在港澳台地区、国外定居，另一方和独生子女户籍在本市的，由本市一方全部负担。

　　上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和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资金来源渠道为：

　　(一)由财政核拨经费或核拨补助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列入部门预算；

　　(二)经费自给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已经办理的应当收回：

　　(一)符合再生育一个子女条件，但未与女方户籍所在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签订不再生育合同书的；

　　(二)符合规定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因故死亡只剩下一个的，但双胞胎、多胞胎除外；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各自生育一个子女，新组合家庭有两个子女的；

　　(四)再婚夫妻，原生育的子女随前配偶，经批准又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五)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生育一个的，或者生育一个子女后又依法收养一个的；

　　(六)独生子女户籍不在国内的；

　　(七)内地有一个子女，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也有子女的；

　　(八)其他不符合独生子女条件的。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从批准生育之日起终止优待。违反规定条件生育的，从生育之日起终止优待，已享受的优待应当退回原发放单位。

　　第三十五条 连续三年完成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各项指标的市、区(县级市)、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分管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由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按照本市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额的百分之十五给予一次性奖励。

　　上述奖励经费在各级政府年度预算内列支。

　　第三十六条 年度考评达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责任单位，由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本市实行计划生育服务证管理制度。

　　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妇女应当按照规定在户籍所在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领取由本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计划生育服务证》。

　　夫妻双方，男方为本市户籍，女方为外省户籍随夫在本市生活，申请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在男方户籍所在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领取《计划生育服务证》。

　　第三十八条 符合规定条件可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已婚育龄夫妻，应当在怀孕三个月后、生育前持《计划生育服务证》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规定条件可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已婚育龄夫妻，应当持《计划生育服务证》共同向女方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办理审批手续后才能怀孕。

　　第三十九条 户籍迁移到本市，持有外省生育证明的育龄妇女，应当到迁入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换领本省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迁入时尚未怀孕，且不符合本省生育政策规定的，迁入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应当收回其外省生育证明。

　　第四十条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怀孕或者生育的，应当凭其户籍地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的生育证明材料向现居住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办理申报备案手续。

　　第四十一条 各有关部门在为已婚育龄人员办理营业执照、入户、暂住证、车辆驾驶执照及年审等有关证照和手续时，应当查验其计划生育证明；凡没有证明的，应当于五日内告知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人员需要开具计划生育证明时，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应当在七日内开出。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在招聘雇用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时，应当查验其计划生育证明；没有证明的，不得招聘雇用。

　　对招聘雇用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应当建立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制度和查环查孕随访服务制度。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本市户籍育龄人员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当向其户籍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移交计划生育档案。

　　在档案移交前已违反规定怀孕或者生育的，由原用人单位负责。

　　第四十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后一个月内告知夫妻双方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第四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市场开办者及其从业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由经营地和从业人员的现居住地、户籍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市场开办者应当配合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做好本企业、市场内务经营业户及其从业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十六条 物业管理公司应当配合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村(居) 民委员会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发现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育龄人员违反规定条件怀孕或者生育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并协助做好随访服务。

　　第四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孕妇进行孕期检查及接生前，应当查验其身份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对无计划生育证明的，应当进行登记并于两个工作日内报告医疗、保健机构所在地的区、县级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并协助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对使用医疗辅助生育技术助孕的已婚育龄夫妻，应当查验其结婚证、身份证和女方户籍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的证明方可施行手术。

　　第四十八条 禁止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对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怀孕、无紧急情况要求施行引产术的，应当出具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同意终止妊娠的证明；无证明的，医疗、保健机构不得施行手术。

　　出具前款规定证明的条件和程序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订。

　　第四十九条 凡违反规定条件生育、未交清社会抚养费、应当落实节育措施而未落实、职工未经党纪政纪处分以及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不满五年的人员，暂不予办理户籍登记和迁入本市常住户口。

　　第五十条 本市育龄妇女在本市迁移户口期间违反规定条件生育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的责任按下列规定划分：

　　(一)迁出时已违反规定条件怀孕的，由迁出地负责；迁出地未发现的，迁入地掌握情况后，应当及时告知迁出地，并配合落实节育措施，未履行告知义务造成超生的由迁入地负责；

　　(二)违反规定条件生育后迁出的，由迁出地负责；

　　(三)迁出后在未办理迁入手续期间怀孕生育的，由其现居住地负责。

　　第五十一条 在评选先进集体、授予个人荣誉称号和确定综合性奖励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考核、任用等方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

　　未完成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各项指标的区(县级市)、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党政主要领导、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当年不得评选为先进个人、获得奖励；连续两年未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指标的，应当追究其领导责任。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考核不达标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当年不得参加先进集体评比，其党政主要领导、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当年不能评为先进工作者，不得授予各种荣誉称号，不得提拔任用，年终考核不能评为优秀等次，不发年终奖金。连续两年及两年以上不达标的单位，上述人员年终考核不得评为称职等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部门履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职责年度考评不达标的，追究其负责人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三条 违反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按照生育子女行为发生时的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四条 违反规定条件生育的子女死亡的，不再征收其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的不再退还。

　　第五十五条 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有关生育规定但未办理审批手续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区、县级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一百元的罚款。

　　如女方常住户口不在本市，系随夫生活的，则由男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区、县级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办理有关计划生育手续的；

　　(二)违反计划生育有关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2001年4月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广州市实施〈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办法》同时废止。